關公文化雲端大學教務長
摘要
三國時代的名將關羽，作為歷史人物，是三國時蜀漢的五虎上將之首，南征北戰，忠義仁智，威震華夏；作為文學藝術典型，關公是集中國傳統美德之大成，成為無瑕疵的完美超人；作為一位被世俗尊奉的神衹，關公被崇敬為降妖護國、平寇破賊、除瘟攘災、助人發財等等的全能華夏神明。因為其英雄傳奇的一生，被後人推崇為「忠孝節義」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社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禮拜的神聖對象。關公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因此歷來對於關公的研究評論多如牛毛，筆者僅就其特異於一般歷史人物、三國武將之處、關公經歷重大戰役之成敗得失，關公封帝稱聖等事蹟現象，於文中略作分析，希冀能獲得正面之迴響。
關鍵詞：關羽、關公、關聖帝君、荊州、襄樊戰役
一、前言
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西元一六○年，去世於西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儘管在中國歷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公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歷來對於關公的研究評論多如牛毛，身為崇奉與景仰群眾之一的筆者，僅就其特異於一般歷史人物、三國武將之處，於文中略作個人意見之表示，希冀能獲得正面之迴響。
二、關公的武勇
在這裡我們想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討論，分別是對關公一生的武名評價進行了解，以及從歷來戰役結果來看關公的表現。
(一)、關公的武藝評價
身為三國英雄、蜀漢陣營五虎大將之首，關公一直給人一種千人力武神的形象；更遑論一般人提到關公，無非是「手提青龍刀、胯下赤兔馬」，赤臉長髯、金甲綠袍的軍人形象。《三國志》作者陳壽評曰：
「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
諸葛亮也曾致書給關公，稱關公為「髯」，並云：「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4]。此外曹魏謀士如郭嘉、程昱均稱關公、張飛為「萬人敵」；傅幹稱關公、張飛是「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劉曄亦稱關公、張飛「勇冠三軍」；東吳儒將周瑜則直指關公、張飛為「熊虎之將」。楊戲的《季漢輔臣贊》中贊關雲長、張翼德是：
(二)、關公的戰守得失
關公從桃園三結義，投入劉備麾下後，一生經歷過的大小戰役不下三十餘次。儘管有過兵敗被迫投降的經驗，但也從未有過全軍覆沒的慘敗教訓。唯獨在人生的最後，卻經歷了損兵折將、丟失領地的重大挫折，這確實是相當戲劇化的演變。接下來我們將從幾個角度對整件事情進行切入的分析，希望能在了解關公究竟是怎麼樣「大意失荊州」，又是為什麼會落到兵敗被俘、身首異處的結局。
首先我們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觀點，來看荊州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下半年的戰火風雲。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劉備從曹操手上奪得漢中，並自封為漢中王；緊接著關公便發動襄樊戰役，從江陵出兵襄陽。雖然成功奪取樊城、進逼襄陽，而且擊敗前來救援的于禁、龐德軍團；不但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鎮華夏，逼得曹操一度打算遷都鄴城暫避其鋒。但最終卻落得先盛後衰、虎頭蛇尾的局面，先是敗在曹魏手上，後又折於孫吳掌中，並且導致荊州全土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只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個襄樊之戰，首尾長達半年之久，從開始的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到後來的曹操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等將領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竟沒有採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公敗走麥城，全軍覆沒之際，蜀軍援兵也還是遲遲不至，這引起了後人的紛紛猜疑。
儘管大多數意見將關公的失敗定位在其自身性格的弱點，以及對當時局勢的判斷過於大意。然而上海大學歷史系 教授朱子彥則有不同的意見，他在專業期刊《史學集刊》上撰文指出[7]，關公之敗，表面上雖是敗在吳魏聯盟的合力絞殺，但真正把關公送上斷頭臺的卻可能是自家人諸葛亮。由於襄樊之戰前後長達半年之久，蜀漢為何不派一兵一卒前來救援？反而坐視關公兵敗如山倒？對此學者多有議論，其實早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在《訄書》提出獨特見解，他認為關公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公這道屏障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假吳人之手除掉關公。章太炎的這個觀點很是大膽，但僅僅只是猜測。而朱子彥在文章中，則從對諸葛亮的抱負，與關公的為人這兩點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在這裡我們沒有要與朱子彥 教授所提出之論點為敵的意思，只是我們必須要更全面的來研究這種論點產生的可能性。諸葛亮的抱負並不僅僅是自比管仲、樂毅，也不只是要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指揮參謀；就以司馬徽對其評價「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來看，諸葛亮一生的志向，是希望能輔佐明 君恢復漢室，或是成統一王霸之業。因此他才會定下「聯吳抗曹」的基本戰略，所以要說關公是影響諸葛亮實現抱負的心腹大患，其實是說不通的。
至於關公的為人，儘管恃才傲物、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但是這並不能掩蓋其恩怨分明、信義素著的優點，偏偏蜀漢安排在江陵、公安、上庸、新城這些負責屏障或馳援關公的將領們，個個都對沒有那種國事當前，私人恩怨放一邊的心胸，每個人都對關公有大小不等的怨懟。因此他們寧可冒著貽誤軍機、見死不救的責罰，也要有仇必報地按兵不動，擺明了就要陷關公於死地。關公此時已經全部軍力投注在襄樊戰役之上，哪裡想得到自己已經被東吳抄了後路，更別提會沒有任何援軍前來救援。想想一位右臂負傷的老將，在面臨兩國傾全力夾攻的極端劣勢中，加上內部的分崩離析，就算再怎麼武藝蓋世、義薄雲天，處於累卵之危的不利局面下，也是力有未逮，只能徒呼負負，最後飲恨授首。更何況關公碰到的對手，個個都是舉國之翹楚棟樑，不說曹魏的徐晃、滿寵、曹仁等人；光就孫吳而言，就派出了第三任都督呂蒙，以及即將接任的第四任都督陸遜，兩人聯手欲箝制關公的生路。而且這兩人的恐怖在於充分掌握以柔克剛的精神：陸遜掌握到關公自我中心的個性，呂蒙則掌握到人性的根本是厭惡戰爭，期望幸福和平安。所以呂蒙在荊州展現出懷柔的方式，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哲學發揮到最高的力量，這是很嚇人的典範。嚴格說起來關公的失敗證明了一些在鬥爭中不變的真理：你只要站在作戰者的立場去想，你就能掌握大多數人的心理；你如果能掌握大多數人的心理，你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呂蒙正是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心理發揮到最高境界，這是堅信「以力(理)服人」的關公，所無法想像得到的境界。
不過關公失荊州，仍然有他難辭其咎的責任。因為他沒有精準的審時度勢，過於急功近利；再加上沒有準確執行「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基本方針，將力量過份的分散；還有缺乏政治的智慧與眼光，讓敵人有機會聯合起來，孤立自己。留下關公守荊州，其實也是劉備陣營裡面的唯一人選，儘管他並不是最理想的人物。在劉備陣中，關公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且其聲名威望在三國人物中也是數一數二的，至於文韜武略當然更勝其它將領。儘管五虎大將中的張飛、趙雲同樣都是劉備的心腹之將，但是張飛的智謀不如關公，趙雲的威名也不如關公；而且趙雲向來為諸葛亮所倚重，很少令其單獨統兵在外，就是劉備用兵，趙雲不是在中軍保護老小就是殿後接應。或許這麼說起來，趙雲的沉穩練達，可能更適合接替關公守荊州的位置。偏偏趙雲就是太好用了，再加上其名望也遠不及關公，故而連劉備從蜀中回荊州搬討救兵時，也是屬意留下關公守荊州(從派關平回來報信此項作法便可略知一二)。留下關公守荊州雖然有許多的優勢，但是也有不適當的隱憂暗藏其中。因為駐防荊州這塊三方相鄰的戰略要地，除了需要智勇雙全，還需要善於折衝樽俎、長於外交；蜀漢在這方面的人才荒，可說是一個看不見的盲點，因為除了諸葛亮與龐統這兩位參謀人才以外，就再也沒有人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所以在龐統陣亡、諸葛亮必須入川救援的情況，身為劉備陣營的第二號人物──關公，自然就必須負責把守荊州，這個劉備事業發展的大本營，也是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出發點。只是關公仍舊有他性格上的缺失，也因此不能稱得上是徹底勝任的守將人選。
當然除了這些因素以外，蜀漢高層也必須負起戰略決策錯誤的責任，特別是劉備與諸葛亮。儘管史書上很難找到有關蜀中傳來命令的記載，但是以劉備累積數十年的實戰經驗，加上諸葛亮智謀先機之明，實在很難想像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的指示下達。如果襄樊戰役屬於蜀漢戰略的一部分，那麼從戰爭開始到結束這將近半年的時間，成都與江陵之間沒有任何的命令聯絡，也沒有任何增兵馳援的現象，這真的是一個難解的謎團。假設這真的是蜀中批准的戰役計畫，那麼劉備與諸葛亮就犯下了相當大的指揮失誤，而不能將丟失荊州的責任全部歸咎在關公身上。
因為如果說諸葛亮入川協助劉備攻取成都，留下關公總督荊州軍事是一個迫於無奈的決定，那麼在平定兩川之地後，就應該迅速派出得力的人手來協助鞏固荊州這個重要的軍事防地；或者在兩川與荊州接壤的部份部署重兵，這樣子一旦情勢有變，至少可以發揮救急的功效。我想對於荊州這戰略要地的形勢與處境，劉備與諸葛亮應該都相當的了解，諸葛亮就曾經說過，就連與劉備同在荊州時，都尚且畏懼魏、吳的聯合進攻；更何況是現在只靠關公一人之力，這樣子的守勢不是更危險嗎？更何況劉備在成功取得西川之後，東吳便提出索討荊州的要求，這已經是先禮後兵的徵兆；儘管劉備迅速派兵支援，並親自壓陣指揮，但又因漢中戰況而匆匆撤回，只是把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交割給東吳，並沒有進一步的採取防務措施來鞏固荊州重地。我們也能了解當時一面要鞏固益州，一面又要進逼漢中，因此必須將大半軍事力量駐紮於兩川之地。但是抽取一部分力量來補充荊州的軍備，相信應該還是作得到的；至少可以讓幾位劉備舊屬(比方說趙雲或是魏延)率領荊州軍協助回防，或者讓諸葛亮親自到東吳拜訪一趟，起碼可以修補吳、蜀因為荊州問題導致盟約的裂痕。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也許劉備、諸葛亮不是沒有想過要這麼做，但是他們可能太相信光靠關公的名望，就能夠震攝住魏、吳蠢蠢欲動的心態，也可能太看重魏、吳之間互相牽制的力量。也許劉備跟諸葛亮都沒有想到，曹操在失去漢中之後，會迅速的與孫權達成瓜分荊州的共識；並且錯誤的認為歸還了三郡給東吳，與東吳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有要共禦曹魏的默契才是。不過我的看法是，蜀漢高層最大的失策在於沒有讓關公有得力的左右手輔佐；否則以智勇俱備的關公，就算無法招架魏、吳兩邊的全力攻擊，至少也能自保或者全身而退，但是糜芳、傅士仁、劉封、孟達等安排在關公四周作為羽翼的將領們，卻沒有人願意支援，眼睜睜看一代名將在威震華夏之際，卻迅速地兵敗被擒斬。
因此如果要說「關公大意失荊州」，倒不如說是「諸葛亮(或是劉備)大意失荊州」。因為諸葛亮雖然不是荊州的法人代表，不負有法律責任，也不是擁有最終決策權的 君主；但是身為蜀漢參謀軍師，又是首席智謀之士，應該充分考慮到上述各種因素。就算無法抽調支援力量，至少派駐在荊蜀交界要地的守將也應該要審慎選擇。在所用非人的狀況下，既無法增援，再加上關公的處置失當導致眾叛親離；最後讓其在威望達到最鼎盛的時候，卻意外過早地結束了本來可以更加雄偉壯闊的一生，也讓荊州從此徹底被吳、魏兩國瓜分，前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朱大渭對這個問題有相當中肯的見解[8]。唐朝詩人李商隱在其詩作《籌筆驛》中對此深深嘆息道：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荊州的失守與關公的去世，在剛剛勃興的蜀漢勢力中馬上引起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不但因此損失了一塊戰略要地，也失去了幾名青壯派的將領，更間接影響到張飛、劉備的去世。這也讓諸葛亮實現他「隆中對」的宏偉規劃從地利、人才、精神、士氣等諸多方面，造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也讓諸葛亮毫無選擇地必須撐起蜀漢政權的重責大任，等於提前宣告了蜀漢退出稱霸天下的行列。
(三)、剖析「大意」失荊州
只是世人普遍認為，荊州之失乃關公個性使然，剛而自矜，恃才傲物，拒婚辱使，外交不圓，破壞蜀、吳聯盟所致。而事實並非如此單純，關公會拒絕孫權求婚，應有他的考量，而且孫權計謀爭奪荊州，更是東吳的基本國策及戰略。
荊州歷來就是中國大西南的政治經濟中心，乃兵家必爭之地。三國初期各路豪傑都非常重視荊州這塊戰略要地。諸葛亮和魯肅曾先後指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夫荊楚，……此帝王之資也。」曹操平定北方之後，更是馬不停蹄地直取荊州。荊州的確關係著曹操、劉備、孫權三方力量的消長起落，誰佔有荊州，誰就取得統一戰爭的主導權。若曹操奪得荊州，即握有南北統一樞紐，西可進取四川，東可順江直搗建業。對孫權來說，荊州是江東的屏障，北可憑藉長江天險攔截曹操勢力南下，向西可沿江爭奪四川。若劉備保有荊州，既可出宛、洛之軍進擊曹操，也可順流東下，直取孫權。由此可證，荊州是每一方都想占有之要地，因為關係到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孫權決不可能因私情而放棄。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以後，命令劉封、孟達攻佔上庸、新城等地，意圖非常明顯，就是欲與駐守荊州的關公相連一氣，以利北伐曹魏。而關公隨即發起了襄樊戰役，並且取得相當輝煌的戰果，甚至逼得曹操要遷都以暫避其鋒，這也就是「威震華夏」的緣由。但是隨即因為魏、吳的秘密同盟，並幾乎傾全國之力夾攻關公，導致威震華夏之功言猶在耳，竟隨即招致全軍覆沒之大敗。以下我們分幾點進行概述說明：
1.拒吳求婚，引發孫權偷襲之探討
根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9]記載，與《三國志演義》第七十三回[10]的敘述，致使很多人受到主觀上的影響，認為關公沒做好外交關係，辱罵使者，引發孫權趁虛偷襲。如果有此觀點，那就太小看關公的智慧與孫權的雄心了。一個做大事的人，絕不會因為私情影響國家的發展，孫權向關公求親，自始即是試探性的，有政治目的的。既是試探，就不可能當真，他發怒只不過是找藉口而已。孫權的心思，相信關公早已看透了。
何況孫權為討回荊州，對劉備已有欺詐的紀錄。以妹妹招親為餌，騙劉備過江，逼其歸還荊州，如《三國志演義》第五十四回[11]的敘述，本是欺詐，結果弄假成真。但是孫權仍然用盡心機要留住劉備以換荊州。又如《三國志演義》第五十五回[12]所述，孫 夫人隨劉備回荊州後，孫權又接受張昭計謀，遣使者往荊州騙孫 夫人返吳，並囑咐帶阿斗同行，擬當人質來逼還荊州，此即《三國志演義》第六十一回[13]記載。由上所述可知，孫權有這麼多不良紀錄，今為子求婚，關公心裏必然清楚，這樁婚事背後的動機並不單純；有目的的婚姻，就不可能幸福。關公為人光明正直，忠義凜然，所以率性地拒絕吳使求婚，此乃天經地義之事也。
2.東吳基本國策即為奪取荊州
對於東吳政權而言，荊州的重要性實在不言而喻，更何況從赤壁之戰過後，東吳一直無法收取荊州，因此對於蜀漢的拖延戰術，已經到了一個忍耐的極限。再加上一直主張吳蜀合盟的東吳第二代都督魯肅於公元二一七年去世後，接任的第三代都督呂蒙則是與孫權有共同的心思──主張以武力奪回荊州，荊州爭奪戰可說是一觸即發。
在關公發動襄樊戰役之前，東吳其實一直有出兵襲取荊州的意圖。就連主張吳蜀同盟禦曹的魯肅，早在公元二○○年剛加入孫權麾下，便已提出二分天下的所謂「東吳版隆中對策」，其中對於荊州的重要性，分析的相當徹底[14]。另外在東吳將領中，稱得上是東吳五虎將之一的甘寧，也在公元二○七年投靠孫權時提出了奪取荊州的戰略意圖[15]。而呂蒙在接任東吳都督後，更是一而在、再而三的提出攻擊荊州的計謀[16]。可見孫吳惟有佔領荊州，方能高枕無憂，因此駐守荊州的關公再怎麼圓融平和的與東吳聯盟，坦白說也不可能讓東吳放棄謀奪荊州的計畫，畢竟，將荊州納入東吳統治的版圖，這是東吳唯一，也是既定的基本國策。
3.襄樊戰役的前因後果
關公為了等待時機北伐，經過很周詳的考慮、計畫，並擬定多方面的準備工作：
(1)防範東吳
為了防禦東吳攻擊，關公修築江陵城，將城牆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並且廣積糧餉物資，大造舟船，訓練水軍，以便北伐時利用漢水之利，與步兵、騎兵聯合作戰。另外還結合魏國境內抗曹勢力做為內應，同時在公安、江陵附近設置「屯侯」[17]，隨時監視東吳的一舉一動。由於江陵距離樊城前線不到兩百公里 ，以輕騎兵日夜急行約可移動三百公里 的速度計算，就算東吳有侵略意圖，關公隨時可從前線撤軍回救。由此看來，對於東吳的防範，關公可說是做了相當週延的部署。
(2)北伐戰略安排
關公北伐戰術的安排約可分為五點：
1 北伐目標設定為曹操在北荊州的兩個軍事要地──襄陽、樊城。由於此處為南北交通樞紐，因此關公若是成功攻佔後，便可作為往後北上宛城、洛陽的大本營。
2 襄陽在漢水與淯水合流之處，樊城在襄陽沿漢水上溯大約十公里 處，兩處均依傍漢水，所以關公在秋天雨季發動進攻，可以利用漢水發揮水師優勢。
3 盡可能抽調最大兵力，集中強大軍事力量徹底圍剿並殲滅襄、樊兩城之守軍。
4 聯合上庸、新城的蜀將劉封、孟達，從西北方進行夾擊，使樊城兩面受敵。
5 持續派遣小股軍隊先行北進，進行騷擾與威脅許昌的游擊戰，以動搖襄、樊兩地守軍的士氣。
襄樊戰役初期，關公確實依照戰術執行，並收到威震華夏的戰果。問題就在於曹操與孫權秘密同盟後，遂親自駐軍摩陂，並且持續調派援軍遏止關公的進攻。當關公發覺軍力不支之時，遂有計畫的進行撤退，以求穩保不失；但卻沒想到孫權卻在此時派出軍隊偷襲荊州，阻斷關公撤退之路，並直接導致關公最後兵敗被擒的結果。
儘管俗話有云：「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是綜觀公元二一九年下半年的襄樊大戰，關公以近四萬名的兵力，採取步兵、騎兵、水軍三軍聯合作戰，並且大半時間居於主動地位。而曹操是在與孫權秘密同盟後，才放心陸續地調派將近十二萬的軍隊正面迎戰關公，同時孫權也派出接近八萬的軍隊完成偷襲荊州、切斷關公退路的陰謀。若非在兩國傾全力夾擊關公的強大壓力下，關公也不至於功敗垂成，終究落得損兵折將的下場。因此單看關公以不到五萬的軍隊，在魏、吳同盟前就消滅了曹軍主力近四萬人，這種以寡敵眾的戰績表現，實在很難批評關公不是一名優秀的將帥之才。[18]
三、關公的性格特色
關公在曹操陣營那三個月的時間，充分顯現了他個性上迷人的特質，因為這當中包含了「降漢不降曹」、「過五關斬六將」，以及「千里護嫂尋兄」幾件事情，這同時也讓關公奠定了他在世人眼中所具有的「忠」、「信」、「義」、「勇」形象。對關公而言，他所作的決定或許是很普通的，可是對一般人而言，這些事情確實都是很不容易達到的高標準。
在下邳城失守，迫不得已必須投降曹操的時候，關公以為只要內心認定自己的投降對象是漢天子，心裡永遠不忘記結拜的兄弟；而且他也保全了兩位嫂嫂的命，如此關公委屈求全的一片苦心，就能夠得到所有人的諒解。可是天下人卻不這麼以為，大家都說關公因為無法抗拒曹操的誘惑而投降了。關羽是一個最在乎榮譽的人，我們可以看到，為了保全大節，他一直在隱忍。雖然輿論不足以傷害關公，可是當他收到了劉備寫來的一封信，暗示他是不顧情義、見利忘義的人。這使得關公再也無法忍受。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關公毅然決然地決定離開曹營，展開他保著二家皇嫂千里尋兄的過程，也所以才有過五關斬六將的事情發生。只是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面對曹操這樣一個懂得賞識人才的老闆，開出這麼高的薪水、這麼高的職位要挖角，關公卻從一開始的挖角面談會上，就拒絕了曹操的一切誘惑。就算直到最後因為環境形勢的逼迫，還是在堅持自己的原則下才答應投降曹操，換作一般人若是在面對這麼好的挖角條件下，也許早就不顧一切地轉換跑道，直接選擇跳槽去了。
此外我們想特別提出來的一點，就是自從關公成為神明之後，他的神像有的是手拿青龍偃月刀，有的是手上拿一部春秋，因此很多人認為關公是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儒將。確實關公在戰場上表現出他超群的武藝之外，要知道關公其實是能夠默誦春秋左傳的知識將領，因此能夠從左傳的戰爭中學習到行軍打仗，所必須要有的智謀或是韜略。然而這其中更深一層的涵義在於，在那個男女之防非常嚴格的時代，關公被安排和嫂嫂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他必須要表演出他沒有任何的曖昧苟且，沒有向慾望投降，以免亂了君臣之禮。儘管甘 夫人和糜 夫人兩位嫂嫂，在歷來翻拍的電視、電影中，經常被演成兩個中年的歐巴桑，但是事實上，這兩位夫人都是相當標準而且具有古典韻味的美人。因此在劉備生死不明的情況之下，就算關公真的失了禮節，在那種情況下將兩位夫人納為己用，也並非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行為。但是關公在曹操欲亂其君臣之禮的處境下，與二位嫂嫂共處一室時，竟能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不僅使曹操敬服，也讓天下人肅然起敬。就算到了許昌，曹操仍不放棄讓關公有做錯事的機會，只準備了一間府邸與關公居住；關公仍然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而關公自居外宅。因此關公夜讀春秋的形象，並不僅僅在於他勤奮好學、在軍事之外也懂得從文學歷史中獲取新知。事實上，春秋是一本集亂倫、君臣、父子弒殺之大成的歷史評論集，故而關公夜讀春秋代表了他超越慾望和自我的克制，這一層深層的意義一直被忽略了。由此我們更能了解到關公內在性格的迷人之處，正是在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上面，表現出他的「忠」、「信」、「義」、「勇」等特質。
作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的關公，其地位於歷代自然會不斷地提升；因為「關公崇拜」作為一種道德文化現象被廣泛普及，這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的規範與提升，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例如當宋代社會面臨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危難時刻，就多次用關公的「忠」與「勇」來教化臣民。因此會出現像岳飛那樣的忠勇之士，這在宋、元、明、清等四代的社會中，並非只有少數的例子。而當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取得全國政權後，又都對關公的「忠」、「義」思想和行為予以褒揚，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
然而對宋、明朝代以來新興的工商階層而言，他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了「信」和「義」的道德原則，提出了「以信為本」和「以義制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原則，遏制了利欲對道德的吞噬。對於宋、元、明、清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則從關公身上發現了足以使他們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謂「無不棄舊從新，樂為之死」，「金銀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祿，不足以動之」等等觀念。至於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到了忠於信義、道義，以及勇於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這也是梁啟超所指出的：「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至於對於一般庶民百姓而言，還是能通過對關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在元代早已有此論點；元人郝經就指出：「(關公) 英靈義烈遍天下，故在者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荊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千載之下，景仰响慕而猶若是。」[19]
四、關公的崇拜現象
關公雖然在建安二十四年底，代表蜀漢徹底讓出荊州的所有權，但是失去荊州的關公從此成了流芳百世的「關皇帝」。其實在三國人物中，最受民間崇拜的，一位是諸葛亮，另外一位就是關公。對關公的崇拜現象，嚴格說起來並不是始於關公身後，而是源於生前。因為在東漢末年，身為蜀漢大將，劉備倚重的結義兄弟，關公的勇武、忠義等特點，對於當時人而言，幾乎就是「戰神」的化身[20]；關公自己也說「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因而無論在軍中、在民間，只要提到關公大多都為其而動容。只是在關公生前，這不過是人對人之間的崇拜；但是在關公去世後，卻漸漸地由人對人的崇拜而昇華為人對聖、人對神的崇拜。[21]
關公在生前除了曹操奏請漢獻帝，封其為「漢壽亭侯」外，正式的官職便是為襄陽太守，並且假節鉞、都督荊州事務。劉備對關公封賜的爵位先為蕩寇將軍，後為前將軍，同時列名為蜀漢「五虎上將」之首。在關公去世後的41年，即三國時蜀漢景耀三年(公元260年，也正好是關公誕辰100周年)，蜀漢後主劉禪追諡為壯穆侯。然而從南北朝開始，一直到清朝末年，關公受到歷代帝王的崇封不但有增無減，自「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天」；褒封不盡並且廟祀無垠，關公也因此名揚海內外，成為歷史上最受崇拜的神聖偶像之一，以致與孔老夫子齊名，並稱「文武二聖」。
在唐朝時關公的殉難地點，當陽縣玉泉寺的僧人為感其生前的忠義勇武，便在廟中將關公奉為伽藍神──守護寺廟的武神。從此以後，各地寺院便都出現為關公設位塑身，加稱為「關菩薩」的現象；就連在以姜太公為主神的武王廟中，關公也曾被列在配神的位置上加以供奉祭祀過。
到了宋朝之時，真宗、仁宗都曾為關公加爵封王。宋徽宗趙佶並於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關公為「忠惠公」，這使得關公由最初的侯爵進一步升為公爵。事隔一年又於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進封關公為「崇寧真君」，之後在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再加封關公為「昭烈武安王」，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把關公晉封為「義勇武安王」。也就是說在短短的廿一年內，關公被追封的次數多達了4次，由侯進公，由公進君，由君進王，這樣子的禮遇可說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到了南宋時期，第一個皇帝宋高宗趙構也宣稱關公能「肆摧奸宄之鋒，大救黎元之溺」，因此於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再加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王」。而其子宋孝宗趙昚更是稱讚關公「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投為神明亙古今而不朽」、以及「名著史冊，功存生民」，所以下詔於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再對關公加封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宋亡之後由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文宗圖帖睦爾於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在南宋給關公的封號上去掉「壯繆」，改為「顯靈」，全稱謂「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另外就是元代戲曲作家關漢卿，他創作了散曲劇本《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使得關公的故事與傳說，開始更廣泛地在民間傳播。
在明、清兩代，是將關公聖化、神化到極致的時期。生活於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在他的名著《三國演義》中，不僅吸收採用了宋、元時代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觀念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進行了大膽而大量的藝術想像和藝術虛構，終於把關公塑造成了「忠」、「義」、「信」、「勇」集於一身的完人、聖人和神人。自此，關公「至忠」、「至義」、「至信」、「至勇」的形象，隨著《三國演義》小說的廣泛傳播，在社會上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受到更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崗曾說，在羅貫中筆下，關公成了「古今名將第一奇人」。魯迅也說，在《三國演義》中，「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在明代，關公成為雙重信仰人物：一是奉為道教財神，一是奉為護國武神。在北京也修建了兩座祭祀關公的廟宇：一為月城廟，一為白馬廟；除了供給民間定時祭祀以外，白馬廟同時也是官方用來祭祀關公的地方。
封關公為帝的源頭始於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由太子朱允繼位，年號「建文」。但是在建文三年(公元1399年)朱棣發動武裝政變，以「清君側」為名攻克南京，奪得皇位。朱棣說他的行動得到關公的顯靈保佑，所以由他當皇帝乃是「天意」。既然新繼位的皇帝說關公是神明，因此各級官吏和黎民百姓亦都把關公當神衹來敬拜。到了明朝中後期，也就是明武宗的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朝廷下令將全國的關廟一律改稱「忠武廟」。後來到了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明神宗朱翊鈞應道士張通元的請求進封關公為帝，關廟的稱謂亦由「忠武」改為「英烈」。接著又在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月，朱翊鈞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22]。關於這邊的介紹，在山西的《解縣誌》和《山西通志》對關公封帝的記載則與上述說法有異；有一說是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封關公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另一說是在明神宗萬曆十年，封關公為「協天大帝」。但究竟孰為信史，這點仍有待考證。
至於清代的統治者也是極為崇信關公的，同時更給予關公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滿清入關以前，清世祖福臨與蒙古族諸汗結拜兄弟，聲言「亦如關羽之與劉備，服事唯謹也」。入關後的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即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清聖祖玄燁則於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西巡途中，途經解州時拜謁關帝廟，親書「義炳乾坤」匾額。清世宗胤禛遂於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追封關公的遠祖、祖父、父親為公爵。清乾隆皇帝之後，經歷嘉慶、道光二朝，關公的封號陸續增加成為「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羽贊宣德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多達24字，比之歷代表彰尤著。清文宗奕甯亦於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追封關公的遠祖為「光昭王」，祖父為「裕昌王」，父親為「成忠王」。這樣，自關公往上追溯四世，便成為三王一帝的顯耀炫赫地位，就連清皇室的皇宮裏也供起了關羽的神位。另外在清代，統治者把白馬廟中的關公封為「忠勇神武靈佑仁義顯讜國保民精誠綏靖翌贊宣德關聖大帝」，另外把月城廟中的關公封為「三界伏魔神威鎮遠天尊」，成為道教中的大神。
關公是以忠貞、守義、勇猛和武藝高強稱著於世。歷代統治者都需要這樣的典型人物來作為維護其統治的守護神，因而無比地誇張、渲染其「忠」、「義」、「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像關公那樣盡忠義於君王，獻勇武於社稷。然而到了民國時代，關公的崇拜現象則在民間更為普遍，幾乎在鄉間城市處處都有關帝廟，而且與孔廟並稱為文武二廟。至此關公的地位之高，為人可以與至聖先師孔子平起平做，為神則可與佛祖、菩薩平起平坐。另外關公的崇拜現象也隨著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傳播到國外；早在明朝時期就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就連日本、馬來西亞等國都有關帝廟的保存。甚至在美國紐約市外的門多聖小鎮，至今都還保留著一座清朝咸豐年間建造的關帝廟，廟柱上的對聯是「忠肝不墜荊襄‧浩氣常存蜀漢」。關公信仰現象的產生，一方面由於歷代統治者需要大力提倡，像關公那樣忠於君主的義士忠臣來維護統治權；一方面又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及至人類文化中，都崇尚忠義精神、勇武氣概和英雄主義；儘管關公仍存在著為人驕矜自負、剛愎自用等隱性的負面性格，但是在上述幾點特色上，依舊是無可挑剔的。[23]
五、結語
作為歷史人物，關公是三國時蜀漢的五虎上將之首，南征北戰，忠義仁智，威震華夏；作為文學藝術典型，關公更是集中國傳統美德之大成，成為無瑕疵的完美超人；作為一位被世俗尊奉的神衹，關公被崇敬為降妖護國、平寇破賊、除瘟攘災、助人發財等等的全能華夏神明。當我們把這三者歸納起來，可以發現一件事情，那就是關公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而這種道德精神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幾類。首先是忠誠精神，只是如果對這種精神只理解為愚昧的忠君，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是愚昧可笑的。中華民族巍巍歷久五千餘年，有多少忠臣烈士，對祖國人民，對偉大的事業，正是靠了這種精神，使自己和他人的心靈得以淨化和昇華，凝聚成一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其次是信義精神，當然由於人生觀與世界觀的不同，這種精神在不同的人身上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是正確地理解、倡導、恪守這種精神，使它成為做人處世中一種高尚的行為準則，還是人類社會的主流。第三是仁智精神，這種精神的本質就是博愛與文明。第四是勇武精神，它的本質就是激勵人們奮進、拼搏、創新、開拓。
關公是一個叱吒風雲、睥睨天下的歷史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性的英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稱做是悲壯的一生。關公的成名，得益於自己一生的勇武好學、自己個性的忠肝義膽；同時也得益於托身明主、顯耀於那個混亂的風雲時代。然而關公的失敗，則是在於自己不能審時度勢，不能克己謙下；沒有把政治利益擺在眼前，不注重大敵當前的統一戰線，以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同時也敗在劉備以及諸葛亮對其過分的信任。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關公在三國時代，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身繫天下大勢走向的重要人物。因為假設關公沒有在建安二十四年底去世，那麼當時蜀漢的勢力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內迅速大敗而消退；倘若荊州這塊戰略要地也沒有失去，那麼三國鼎立的形勢肯定不會演變成後來那種樣子。因為關公的去世對於蜀漢而言，失去的不但是一位難得的軍事人才，也是一個可以獨當一面、支撐一方的大將。對蜀漢而言，人才的缺乏問題遠比曹魏、孫吳來得嚴重，而關公在蜀漢剛剛擁有建國基礎，正要大展鴻圖之際，無預警的離開人世。這對於領土迅速擴張，人手有捉襟見肘之窘的蜀漢政權，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打擊；並且因此導致不久之後張飛、劉備的先後死去，也使得蜀漢第一代創業者的中堅領導力量全部消耗殆盡。這對於蜀漢政營，不能不說是一個致命的創傷；因為曹操在關公逝世的隔月也跟著死亡，所以如果沒有關公的遇害事件導致張飛、劉備的去世，那麼以劉、關、張以及諸葛亮的合作，魏、吳兩國很難有本事招架，天下大勢很可能因此而全盤改觀。由此可見關公在當時的地位以及重要性。
就身為總督荊州的關公而言，北伐戰事的失利，關公當然難辭其咎，必須負起直接的全部責任。但是如果要說是「關公大意失荊州」，或是將所有問題全部歸因在關公身上，其實是有欠公允的。因為在曹操、孫權傾全力聯手夾擊關公之際，剛進位為漢中王的劉備竟沒有給予關公任何的支援，導致關公必須靠著荊州士兵孤軍奮戰，最後走上敗途，這無論如何是絕對說不過去的。[24]關公荊州之失的最關鍵因素，其實應該還在於行事謹慎、知人善任的劉備，以及才智過人、深謀遠慮的諸葛亮，竟然犯下如此軍事錯誤，讓一代名將兵敗而亡，並且間接導致蜀漢國力的過早衰敗。或者真如王世貞於文末所嘆，定數如此，宿命所歸，天意如此呢！
「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這是描寫關公雄壯偉岸的形象。「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這是形容關公英明神武的靈魂。「廟食盈寰中，姓名走婦孺」，這是象徵關公博偉壯大的文化精神。從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上來分析，凝聚在關公身上而為萬世共仰的「忠」、「義」、「信」、「仁」、「勇」、「智」等特質，不但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理想；同時也標榜著儒學的春秋精義，另外在併為釋教、道教教義所趨同的人生價值觀念上，才能具體的實現公平正義。關公不但合乎中國人在道德倫理上的高標準要求，同時也由於其英勇的事蹟藉由小說描述，以及戲劇的上演，而廣植人心，成為具有「基本道德感」的社會文化，同時烙印在人心之中，終至歷久不衰。透過關公精神而真誠的反省和實踐，才能讓法律成為真正維護人民權益的保證書。尊重公平正義原則，也才能使關公的忠孝節義精神在這個社會裡具體的實行。真正培養關公的公平正義精神，學習關公為人處世的忠義雙全、勇武善謀；也就是培養彪炳日月的華夏英魂、大氣浩然的忠義人格，這正是當前社會所必須的，而且也是需要共同加以努力的理想境界。
[8] 「關羽並非只有一般名將英勇戰鬥的作風，以及武藝超群的素質，而且具有指揮大型戰役的能力……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於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薰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別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將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於此。」
參考朱大渭〈武將群中獨一人－關羽人神辨析〉，收入《「中國歷史文化上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
[10] 權遣諸葛瑾投荊州見雲長，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並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休再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之策。
[11] 「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等他交割了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便無事也。』」
[12] 玄德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取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固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 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
[13] 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請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
[14] 參考陳壽《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失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市：鼎文書局，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九版，頁1269。
[15] 參考《三國志‧甘寧傳》：「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西據楚，開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
[16] 參考陳壽《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擬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
又「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又「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
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市：鼎文書局，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九版，頁1274、1276、1278。
[18] 就如同禚夢庵的評論「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曹操與孫權都已親自出馬……為了戰一關羽，魏吳兩國幾乎動員了傾國人馬，上下費盡心機，則關羽之勇猛善戰可知了。這次戰役，關羽雖敗猶榮，但蜀漢克復中原的希望，也隨關羽俱逝了。……本來萬人之敵的猛將，很少不剛而自矜的，只要用之得當，剛猛正是優點。這種剛烈人物，古今中外，代不乏人。即以吾國而論，如楚之項王，漢之關羽，宋之岳飛，近人吳子玉，都是這一類型。這類人物，也同高人義士一樣，為歷史增加不少光彩。但他們成功最快，失敗也最速，只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供人憑弔而已！」參考禚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2月2版。
[20] 知名史家黃仁宇曾對關公評論「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事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21]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易中天《品三國》曾言及「關羽確實有令人崇敬之處，那就是特重情義。……民間崇拜關羽雖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習俗也很奇怪。比方說剃頭匠奉關羽為祖師爺，就匪夷所思。關羽並沒有當過剃頭匠呀！再說東漢時也不剃頭。想來想去，也就是他們手上都有一把刀。不過關老爺手上的刀是殺頭的，不是剃頭的。清代有一剃頭舖門前掛一對聯云：『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關羽的口氣。……還把關羽奉為財神，什麼民營企業啊，個體戶啊，供個關羽當財神，難道他們的錢是靠打架搶來的嗎？你說關羽一個武將封個戰神不就行了嗎？怎麼還當起財神了呢？依我看啊，關羽，遲早要被民間推崇為愛神。因為他對愛情的追求是很執著的。據《三國誌．關羽傳》裴松之註引《蜀記》和《華陽國志》，關羽曾經愛上了一個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為妻。這話說多了以後，曹操便『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國色天香，結果『因自留之』，害得關羽很是鬱悶(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屬實，曹操就太不厚道了。」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尹韻公曾對關公評價「關羽是一個心機較深、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左右逢源的人，無論在敵友哪一方皆可受到厚待，可能這是他在黑白兩道都吃香的緣故了。……正史中的關羽並非如人們所崇拜的那個關公高大完美。乃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根據心理和社會需要不斷改造而成的一個來自於現實而又大大超現實的一個偶像。」
[24] 就如明代王世貞在〈失荊州考辨〉一文中所云：「世以失荊州為關侯罪，吾以為非關侯之罪，乃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為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侯雖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侯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勝亦危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不勝更危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子龍、翼德率三萬之眾駐江陵為侯聲援，侯進，可以藉其威以挾操；退，可以有所就而無他虞。雖百蒙、遜，其何能為？而荊州固于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天也。且既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不箕谷，祁山不百倍哉？或曰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