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8

刘、关、张、赵四亲义结合事迹及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胡小伟
赵云是蜀汉集团的一员骁将,在刘备规取汉中时,赵云派兵随黄忠取粮,不料黄忠因事误期未归。赵云率数十骑迎接黄忠时,正遇曹操“扬军大出”,前锋围困赵云,虽且战且退,但仍然不能解围。赵云只身突出重围,在张翼营内大开寨门,偃旗息鼓。曹军疑有伏兵,引军退去。赵云突擂战鼓,以弩射其后军,曹军自向蹂躏,死于汉水无数。刘备“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此事兼有长阪坡单骑救主之勇,和“空城计”以逸待劳之谋,且事载《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可知“常胜将军”,名下无虚。所以后世评价三国诸雄,屡有盛赞赵云者。加之裴松之引《(赵)云别传》本有他“身长八尺,姿颜雄伟”的记述,后世小说戏剧为与关云长赤面长须,张翼德黑面虬髯区分,特地将赵云描述为白盔白甲之英俊将军,更是得到几百年来读者观众的由衷喜爱。近年日本三国迷多次举行过“最喜爱人物评选”,赵子龙都以高票当选,而在青年女性读者中更是屡屡折桂,荣膺第一。
  
刘、关、张、赵的结义事迹
  
“结拜”又被称作“结义”,后世戏曲小说宣传,犹以“桃园结义”和“梁山泊好汉大聚义”最为显赫。而所以称为“结义”,就是仿照宗法亲亲原则之“友于”观念,用盟誓明神的方式约为兄弟。此处的“义”最初仅通于“假”字,意谓非血缘之社会联盟,并无道德规范的内容。
  
刘关张是否有“桃园结义”之举,史无明载,《三国志·关羽传》唯言“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赵云也毫不逊色。《三国志·赵云传》言:“先主亦依托瓒,每接纳云,云得深自结托。云以兄丧,辞瓒暂归,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别,云辞曰:‘终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绍,云见于邺,先主与云同床眠卧。”也和关、张“寝则同床”相类。况且赵云籍贯为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县),汉代与涿州所在涿郡谊属邻里,也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名将辈出的中心地带。所以后世盛传刘关张赵实为“四姓结义”的说法,也并非没有根据。
  
“结拜兄弟”本为原始部落联盟之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以宗法为主,这部分源于周部族的农耕文化及其“井田制”的制度,部分基于西周“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文化设计,和西汉儒家“亲亲”理念的规范。故钱钟书释《诗经·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就说“初民重‘血族’(kin)之遗义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家室之好。”“结为兄弟”就是仿照血缘宗亲关系建立的社会联系,它的盛行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关。或许出自的游牧生活所致民俗风习,或者因为他们风习变得更加流行。
  
史书上最早记载的“约为兄弟”,就是发生在中原之外的“西戎”和“南蛮”之间。《资治通鉴·周纪三·慎靓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入质,至欢也。”
  
更为著名的事例,则出于《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此言不出自贵族项羽之口,而是平民刘邦之说,倒也符合情理,不管是否真有兄弟之约。因为不久以后,汉室就不得不屈尊纡贵,与匈奴俯首言和,真的要“约为兄弟”了。《史记·匈奴列传》:“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
  
两汉的和亲政策,实际上正是楚汉“约为兄弟”的继续。虽然存在着政治家之间一时利益的结盟,但是主要用于对付外族,可以看作是“和亲”政策的延续。东汉素重血缘宗法,还没有社会性质的结拜。但在汉末三国的动乱时期,在北方已经出现了类似“约为兄弟”的情形。以刘备为例,在他未出山前,公孙瓒即“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传》),又《魏志·吕布传》裴松之引《英雄记》言:“(布)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

赵云在刘蜀集团的殊勋
  
赵云加入刘备集团以后,也不避艰险,屡立功勋,其中最著名的是当阳长阪坡一战,从曹军重重包围中独自护卫幼主之事。《三国志·蜀书》屡述于此,大书特书。如《后主传》:
  
“(建安)十三年败于长阪,(刘)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
  
又《甘后传》:
  
“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
  
又《赵云传》:
  
“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可知此事对于刘蜀政权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赵云还曾再次拯救刘禅于危难之际。《穆后传》言: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汉晋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
  
《赵云传》则说:
  
“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
  
这就是后世喧传的“截江救(阿)斗”。所以赵云逝时刘禅特为颁赐葬地,今在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并特为立庙祭祀。我在十年前曾拜谒此庙。
  
古人把“朋友之义”说得最为透彻的,当属《论语·泰伯篇第八》: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这差不多就是后人追慕“古之高谊”的尽头。赵云两次救出刘禅,无疑具有“托妻寄子”的垂范意义。可惜刘禅终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句谚语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后人对于诸葛亮、赵云倾力扶助,但大业未成的深深惋惜。
  
此外,赵云的私德也堪为典范。他为人谦和,处事慎密,故屡膺重任。桂阳太守赵范寡嫂颇有颜色,有人力劝赵云娶之,但赵云忧虑赵范之降有诈,坚拒不纳。后赵范果然叛变,赵云无纤介之嫌。又夏侯兰是赵云乡里人,少小相知,被俘后赵云主动向刘备推荐,以其“明于法律,以为军正”,却“不用自近”,《三国志·赵云传》称赞他“慎虑类如此”。
  
刘备规取蜀地以后,“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成为方面大员,独当一面。“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先主传》)但是他又直言敢谏,在刘备为失荆州,死关羽发冲天之怒,执意攻吴时,惟有赵云上书劝谏: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
  
可谓深明大义,另一方面,赵云又以清廉著称。刘备下益州后,封赏功臣:
  
“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
  
后来诸葛亮伐魏,马谡丢失了战略要地街亭,蜀军却能全师而还,也是因为赵云断后的缘故。他本“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都说明他识大体,顾全大局。所以刘关张相继去世以后,国力衰弱,而蜀国犹能在诸葛亮的统筹下支持多年,赵云功不可没。
  
至于《蜀书》列传中赵云排名在后降之马超、黄忠后面,显然是因为赵云谦让的缘故。但后世赵云已与关张同时列入国家祀典,如干隆时增设历代帝王庙陪祀时,赵云就进入了庙堂。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海陆军部“呈请崇祀忠烈,并祀武庙”时,关羽、岳飞成为主祀武圣,陪祀二十四位历代名将中,赵云位列西序首位,与东序首位之张飞遥相对应。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最终评价。




















史学视域下的关公与关公概念文化

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 郑先兴教授
一、关公其人及其神性的塑成
(一)作为现实生活人的关羽
  现实生活中的关羽,保存在史料中的就是《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及裴注中。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而即解州,又名为盐池,因黄帝杀蚩尤肢解于此而得名;以现在地名对照,就是山西运城常平乡。此外关羽的生年,《关羽传》无载,有说生于东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其卒年则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享年59岁。
  有關关羽的事迹,按照《关羽传》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为刘备的随从,驻守徐州。关羽是作为亡命徒的身份得到刘备的庇护和赏识,与张飞一起侍奉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刘备为平原相,关羽与张飞为别部司马。当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派遣关羽驻守徐州,“行太守事”。
二是报曹操礼遇,斩杀颜良,得“汉寿亭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东征生擒了关羽,非常赏识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关羽虽受感动,但初衷不改,借张辽捎话给曹操:“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报曹公乃去。”所以,当曹操与袁绍大战于白马之时,作为先锋的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三是担任襄阳太守,攻樊城,丧性命。赤壁之战后,刘备“收复了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四是刮骨疗毒。关羽在襄阳太守任上,曾经中带毒的流失。医生为其刮骨疗毒,“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而羽割灸引酒,言笑自若”。
  再者关羽的时评。《关羽传》中,评论关羽的有两段记载。一是诸葛亮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第二个是陈寿的评价:“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二)作为被纪念的英雄
  曹操封其为“汉寿亭侯”,蜀汉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又追其谥号为“壮繆侯”。宋初的赵匡胤与明初的朱元璋,都接受了曹操与蜀汉的封号。宋徽宗时,关羽在纪念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其为“忠惠公”,第二年,又封其为道教的“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又追封其为“昭烈武安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在追封其为“义勇武安王”。至此,关羽的英雄地位逐步得以确立,甚至已经和姜太公比肩齐声了。
(三)作为被崇拜的神圣
  主要是在明清两朝以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例: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封其为“协天大帝”;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又封其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应道士张通元的请求,晋升其爵位为“帝”;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再次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其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长子关平为“竭忠王”,次子关兴为“显忠王”。
  清朝承继明朝之制,对关羽的崇拜更有过之。如清世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封其祖辈三代,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又封其后裔,洛阳(雍正三年)、解州(雍正四年)与当阳(雍正十年)分别为“世袭五经博士”高宗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加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又易谥“神勇侯”为“忠义侯”仁宗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宣宗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

二、关公的意义及其文化意蕴

(一)关公的本身意义
  作为东汉末年的将军,关公有着自身的文化含义。案《关羽传》,从其不被曹操的礼遇加爵所诱惑而一心跟随刘备来看,关羽首先体现了忠的意义;而其又以斩杀颜良报效曹操的知遇之恩,关羽又体现了义的意义;斩杀颜良单身匹马冲入敌阵取其首级于万众之中,陈寿记载他与张飞一起被“皆称万人之敌”,可见关羽充分展现了勇的气象。由此,关羽本身的意义在于忠义勇。
  又,裴松之在《关羽传注》中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皆上口。”而在《吕蒙传注》有着几乎相同的记述:“斯人(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案,《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而作的事实解读。关羽擅长《左传》,说明他也精通《春秋》。《春秋》是孔子所编纂的寄托自己仁礼思想的史学著作。据此,关羽的本身还蕴含着仁礼的意义。

(二)关公的文化意蕴
  作为被纪念的英雄和被祭祀的天神,关公的文化价值一再被放大。明朝万历年间增加了“协天护国”的诉求,清朝前期增加了“灵佑”的诉求,而中期鸦片战争之后,增加了“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与“翊赞”等等的诉求,可以说,关公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大,其神性也越来越强,却也暗示了崇拜者的困惑、无奈与福祈。“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内容,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三、关公的形象及其艺术重塑

(一)《关羽传》中的关公形象
  《关羽传》直接涉及关公形象的三处记载:第一,是关羽与颜良战,“羽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第二,是马超投降刘备,关羽写信责问诸葛亮马超才能,诸葛亮既夸了马超,又赞关羽,“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陈寿解释说:“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第三,是关羽的刮骨疗毒,“臂血流离”,依然是“言笑自若”。

(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重塑
  首先桃园三结义。第一回对关羽的描述:“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这两句描述,可以说,铸就了关公神像的图画与雕塑的典型。其次在第五回中,温酒斩华雄。以及第二十五回,降汉不降曹与赤兔马。還有第二十六回,挂印封金。此外第二十八回,得周仓、关平相侍。最後第五十回,华容道义释曹操。
    曹操败走华容道,遭遇早已埋伏等候的关公。《三国演义》一方面借程昱、曹操的口表扬关公:“某素知云长敖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一方面,又用白描的手法,叙述关公的心态:“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至此,有关关公的忠义之描写,可以说是达到极限。

四、关公的崇拜及其信仰神格

(一)关公:儒、释、道三教的神圣
1.儒家:武圣人。
  关公自身所体现的忠义,以及一生活动所展示的仁、勇、智、礼、信,都是儒家所要求的基本道德伦理义项;加之史书所记载的关公读《春秋》,很自然的,关公属于儒家或者践行儒家旨趣的人。关公崇拜的儒家方面,主要是借助于国家来进行的。唐朝时,关公已经作为名将进入“武庙”,配享在主神武成王姜子牙身边。宋徽宗时,追封关公为“武安王”,与武成王齐名。明朝万历年间,追封其为“协天大帝”、“忠义大帝”,已经超越姜子牙。清朝时,历代朝廷不断追封,大多都加上了“关圣”。这样,关公的崇拜,逐渐超越“武成王”姜子牙,与孔夫子比肩了。在民间,因为关羽读《春秋》之因,关羽又称为掌管士人命运的文昌星君的“五夫子”之一,被称为“文衡帝君”,是专司文学的朱衣神转世化身。《桃园明圣经》记载:“帝乃紫微宫里朱衣神,协管文昌武曲星。”

2.佛教:珈蓝神
  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智者大师智顗大师来到荆州传播佛法,建造玉泉寺,为赢得民众的信任,智顗充分利用了荆州地区的关羽崇拜,将其修造佛舍化为关羽的显圣,以此博取民众的信赖。清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关帝志·灵异·建玉泉》记载:“天台智者,以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至当阳,上金龙池,月夜有具王者威仪二人:一长而美髯丰衣,一少而秀发。长者前致辞曰:‘予汉前将军关某也,彼某子平也。汉末纷扰,事不果愿,死有烈。上帝命主此山。敢问大德圣师,何在此驻足?’智者曰:‘欲建立道场耳。’神曰:‘愿愍我愚,特垂摄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舟,厥土深嘉。吾当为力建一刹,供护佛法。愿师安禅七日,以须其成。’师既出,定秋潭万丈化为平陆,栋宇焕丽,巧夺人目。
神既受五戒,智者言于晋王,广上其事,赐以佳名。而公遂以为此寺珈蓝神矣。”
由此,关公就成为了佛教中的护法珈蓝神,其身两侧则侍立着关平、周仓。


3.道教:崇宁真君
道教将关公纳入其信仰之中,因缘是关羽的故乡解州干旱而起。[]不著撰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3《义勇武安王》记载:关羽的故乡解州自古盛产食盐,故有盐池之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帝遣使持诏至解州城隍庙祈祷焉。使夜梦一神告曰:‘吾城隍也。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征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至今尚有遗迹。近闻朝廷建立圣祖殿,蚩尤大怒,攻竭盐池之水。’飒然而觉,得此报应,回奏于帝。”宋真宗在大臣王钦若建议下,派遣吕夷简到盐池祭祀蚩尤,蚩尤显灵责斥宋朝廷,要求“除毁轩辕之殿”。又接受建议到信州龙虎山请来张天师,张天师则诏令关将军征讨蚩尤。关将军说:“臣乞会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讨此妖鬼。若臣与蚩尤对战,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愿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宋真宗“遂下诏,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桑。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力也。其护国祚民如此”。

(二)灵验:民间关公信仰的多重神格
1.作为正义战争的保护神
  关羽曾是汉前将军,所以常常以战神的形象保护民众。传说,北宋原封三年(公元1080年),朝廷派军队抵御来自交趾的敌人。出发前,全军将士曾在关庙祷告,允诺凯旋后在老家建一座庙以感谢。果然,时值夏季,天气炎热,敌军则温病流行,30万军队几乎减员一半;而北宋军队却未染疾病,一战而获全胜。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沿海城市在抵御倭寇的侵扰时,军民常常借助关公的信仰来助战、助威。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知县张集义修筑城墙,每个城们的瓮城内都修建关帝庙,以鼓舞军民的抗倭信心和勇气。
  在农民起义军中,很多将领如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都崇拜关公。太平军中的杨秀清也以关公自勉:“古称关赵最英雄,天国英雄志亦同”;“扫清世间妖百万,英雄胜比汉关张”。再如《水浒传》中所描绘的关羽的后裔关胜,名列梁山五虎将之首,“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珠”,活脱是三国关羽的复活。

2.作为提携助学的庇护神
  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记载,明朝太史张春在未及第之前,曾经在寺内读书,每次路径关羽像,都要拜谒。忽一天,见很多蜜蜂在关羽的耳朵内结巢,张春赶忙将其剔除。当晚,梦见关羽显灵,给他讲解《春秋》。张春学问日精,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很得主考官的赏识,连中三元,通过了殿试,被选入翰林。
  嘉靖年间的沈坤也同张春一样,非常崇信关羽。据说,在进京会试前,祈求关公赏赐考题。其朋友窥见,觉得好笑,就恶作剧似的草拟了七个题目,悄悄塞进了沈坤的香案下。沈坤见了之后,以为关公显灵,很是兴奋,精心按题目做了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七个题目竟然真的是考试题目。于是沈坤才思敏捷,妙笔生花,深得嘉靖皇帝喜欢,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年方34岁时,中了状元。沈坤后来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3.作为满足民愿的灵佑神
  《解梁关帝志》记载了关羽崇拜中的灵验传说。第一个是“勉忠良”,说宋代的李忠愍在做元城尉时,得到关羽的提醒,提前做好了防范金人围攻汴京的准备,“不屈死之”。第二个是“救水厄”,说隆庆年间,广平府遭遇暴雨,山洪侵入东门,眼看城内江北大水淹没,关羽显灵,一脚踢倒城门楼,填充了东门,挡住了洪水。第三件是“恤贞孝”,说的是洪武年间,解州下冯村于宝儿新婚三日被征戍南海。其妻纺织持家,事舅姑至孝,每次吃饭留一勺米,“积至月朔市香楮,谒武安王庙以祈夫回”。很久之后,关羽显灵,将其夫从南海携回。另据清乾隆年间所刊印的《觉世格言》记载,河北涿州的王开祚,年逾花甲,家富无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关帝庙烧香献祭。庙祝劝其多行善事,关帝一定会显灵。一年后,王开祚果然得一儿子,他自己享年78岁。

4.作为晋商品牌的武财神
  为什么关公会以武财神的面容出现呢?传说中,有说关羽不接受曹操的恩典,“挂金封印”,并且将曹操所赏赐的财物条清缕析,“收转出存”,记得清楚明白,所以关羽首先是“记账祖师爷”,而后升为财神。又说,张天师在关公的帮助下打败蚩尤,宋皇帝赏赐关公“崇宁钱”,由此成为财神。

  这是晋商发展和传播的品牌。晋商的发达,有其政治与自然的原因。其政治原因在于,北宋之后,宋太祖有鉴于山西在五代十国时期不断涌现皇帝即所谓真命天子的现象,为了加以限制,于是严禁晋人科举入仕。出身于山西的士人不能通过科举晋升,只能到社会上以经营商业与金融业(即票号)谋生。其自然原因在于盐池。众所周知,盐和盐池是中国行业史上产生了最大的家族,即商人,他们以盐为本,行商天下,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大的势力集团,或者是以盐富取官,或者是先官后富盐。被誉为晋商之开山鼻祖的元代末年的张思诚因祖上“居盐池之南,行商盐贩”而致富的。因此,晋商以盐逐渐发达,晋人以商人的身份享誉全国。
  为赢得民众,他们将出身解州的关羽作为品牌来宣传自己的经商理念。关羽的一生是讲究忠义的一生,不迷失自己,也不亏待别人。这种以忠义待人处事的方式,不仅仅是儒家的要求,而且也是社会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所需要的核心价值观。有其对于坐商行贾、以谋取钱财为鹄的的商人来说,忠义更是其必备的价值观念。由此,走出山西的商人奉关公为法宝,践行关公的忠义理念,相互提携,彼此观照;并祈盼关公能够保佑自己平安、发财,幸福吉祥。由此,其会馆成为商人们扶危济困、相互助财的家园,而关公由晋商的保护神,逐渐演变为助人财运的财神。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散见全国各地的晋商及其再发展的商族,所在的办公地——会馆,概不列外地供以‘关公’,且不时因招商、酬宾而‘酬神’——大大小小的祭拜关公,其影响匪浅,结果,再使四方仿效,关公当之无愧地被列为财神,而再一一取代其他财神,成为财神之中最高的财神”。
总之,关公的信仰神格為“三教皆皈依”,“庙食瀛寰中,姓名走妇孺” 民间信仰中拜祭关公在乎其“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查冥司,招财进宝,佑护商贾”“关公在其神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许多的角色,诸如战神、驱妖、辟邪、降雨、救灾”,“关公可谓是一位全能保护神

五、关公的文化产业现状及其走向

(一)关公文化品牌的开发及其应用
  如上所述,在过去,关公以山西商人的忠义品牌走遍全国各地,所以在山陕会馆中,都有敬拜关公的庙宇。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关公再次作为品牌被人们所重视。如山西运城的青年李慧卿由打印室起家,逐渐有了自己的商业品牌“鑫慧”,后来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以经营文化礼品为旨趣,以开发历史文化遗产为底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如“创是帝王尧舜禹系列”、“诚信之神武圣人关公系列”、“史学泰斗司马光系列”等等。
  2009年起,李慧卿研发了贴近百姓生活的以“关夫子”为品牌的“佑护水能杯”、“浮雕笔筒”与“磁疗皮带”等,并将关公的写意头像、“关夫子”,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忠义仁勇”等关公文化符号与元素,设计成商标在国家商标局予以注册。李慧卿的目标是“是把关夫子这个品牌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关夫子,世代关夫子”

(二)关公文化的旅游景点及其线路规划
可以说,每一座关帝庙都是一个关公文化的旅游景点。然而从历史源流来看,最具有看点的,主要是山西运城,湖北当阳,河南的洛阳关林。 所谓“身在当阳,头在洛阳,魂归故里”,可以说,运城、当阳和洛阳成为关羽祭拜的三个主要圣地,也是文化旅游考察的主要景点。
此外,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山陕会馆,也是祭拜和考察关公文化的圣地,尤其是商业文化的主要景点。以社旗山陕会馆为例,可以说,这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规模最大的山陕会馆之一,它建造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竣工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历时136年,各种建筑139间。其庙宇、殿堂、牌坊、门楼、亭台、塑像、匾额、石刻与木雕等等,可以说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三)关公文化的戏剧影视传播与研发
  关公文化作为戏剧影视的文本,同其他文化资源一样,具有无限复制、再造的特征。传统戏剧艺术已经创造了关公的各种艺术故事及其形象,如著名的京剧名角李洪春先生根据“衣着扮相”将关公戏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穿箭衣的”,《斩熊虎》、《走范阳》、《三结义》、《造刀投军》、《破黄巾》、《斩车胄》、《斩华雄》等7第二类是“穿掩心甲的”,《虎牢关》、《封金挑袍》等2第三类是“穿蟒的”,《新野慈放》、《斩貂蝉》等2第四类是“穿靠的”,《屯土山》、《破壁观书》、《三许云阳》、《斩颜良》、《诛文丑》、《赠袍赐马》、《破汝南》、《过五关》、《收周仓》、《收关平》、《古城会》、《汉津口》、《临江会》、《华容道》、《战长沙》、《单刀会》、《取襄阳》、《水淹七军》、《走麦城》、《破羌兵》等20部。这里还不算《三顾茅庐》、《三让徐州》、《打督邮》等关公属于配角的戏,总共就有30余部之多了。
  后来,在三老板即李洪春先生的所演出的基础上,李洪春先生又编演了《斩黄巾》、《许田射虎》、《送文凭》、《郭家庄》、《卧牛山》、《弃古城》、《博望坡》、《查北河》、《三江口》、《教子观鱼》、《收姚斌》、《训子》等10余部(李洪春:《京剧长谈》,第274—276页)。这样,单是京剧的关公戏就已经达到近50余部,可以收,这是在影视文学兴起以前关公艺术故事的巅峰之作。此后又有侯宝林、郭启儒所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虽属讽喻,但是与古代的神话《关公战蚩尤》相比,却也别有风味。

  綜合上述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关公这样一个人,论武功前不如张良、邓禹,后不如李绩、秦琼;论智谋前不如姜子牙,后不如赵普;论人生前不如范蠡,更不如诸葛亮,但是为什么身后之名远远高于这些人呢?想来想去,可能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关羽是一个出身相对平民阶层的人。以《三国志》为根据,关羽的出身没有父母身份地位的描述。这在特别关注出身地位的古代礼治社会中,可以说更容易引起民众的爱戴。
第二,关羽的生平事迹充分彰显了忠义的特征,在其后的民间信仰中,又附加了众多符合社会普遍价值诉求的义项,这不仅符合关羽的身份言行,更与礼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吻合。
第三,关羽作为汉前将军,威猛刚烈,所向披靡,但是其自身的毛病也是非常突出的,即爱憎分明,坦荡无私,不精世故。虽因此而丧失了性命,但也因此,更惹人喜爱。因为他符合普通人成才的愿望、途径乃至于人生的实际。


关公文化研究的论著举要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解州知守、山东海丰人张镇就收集整理了关羽的文献材料,编辑成为《解州关帝志》;
梅铮铮的《忠义春秋——关公崇拜与民族文化心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赵波等人的《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卢晓衡主编的《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马书田的《全像关公》(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马倡仪的《关公传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谭运长的《说关公》(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沈泓的《关公文化》(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年版)




2016-09-17

关公文化——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

太原市关公文化促进会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受崇拜的偶像
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社会,曾经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中,那些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和文明发展史上放射出光辉的历史名人,确实浩如烟海,灿若繁星,难以胜数。然而,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被后世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却仅有二人,他们就是被民间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  
诞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余年的生涯中,用尽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创立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的思想,不仅构成了维系二千余年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主要思维原则。
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名将的关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毫无建树。可是,关羽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却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被人们盛赞为“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县,关庙总数竟在二百座以上,远远超过了京城当时所拥有的孔庙。有人概算,如按每县设一座孔庙,清代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无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而清代的赵翼,则更加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宋元明清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梨园演场中的戏子优伶,乃至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
在关公遇难去世后的三国时代,到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尽管已有关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但在见诸文字的史料中,对关公的记述却都基本上忠实于历史原貌。关公在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等史书中,是英雄,是义士,但还不是圣人和神人。关公的封号,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的地位,并不显赫。
 隋唐之际,从印度辗转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进入兴盛阶段,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着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于是,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捷足先登,率先将关公拉入佛门,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神”。不过,就隋唐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而言,关公也还不是圣人和神人。三国故事在唐代已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在晚唐诗人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国故事的主角,是张飞等人,而非关公。唐人郎君胄咏关公诗,既赞其人“义勇冠今昔”,“一剑万人敌”,又叹其魂“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容”,虽然赞颂了关公生前义勇无敌,但又对关公魂滞他乡、欲归不能,给予深深的感叹和同情。关公在此诗中也远不是至圣、至高的神。
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两代,是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真实开端。在宋代盛行的“说话”艺术和“弄影戏”艺术中,关公开始从当时“说三分”所讲述的众多三国人物中逐渐脱颖而出。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加入了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合唱”。史料记载,那个崇尚道教的宋真宗,曾编造出一个请关公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而除妖祛灾的荒诞神化。至此,关公又被道教请入了自己的门槛。到宋徽宗手里,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为此大振。
元代对关公的美化、圣化和神化,较两宋更为深入,更为扩大。借助在元代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公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不能不使人慨然泪下。元代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有四十余出,其中表现关公的剧目便有十二出之多。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插图七十幅,有关关公的图画竟多达二十幅。为认同中原文化,笼络中原民众,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对关公大加追封。
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到极致的时期。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名著《三国演义》中,不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胆而大量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终于把关公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自此,关公“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受到更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岗曾说,在罗贯中笔下,关公成了“古今名将第一奇人”。鲁迅也说,在《三国演义》中,“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明清两代的皇帝,对关公的加封,亦是有增无减,一浪更比一浪高。明神宗在万历十年(1582),曾将关公褒封为“协天大帝”。到此,关公被历代封建王朝所加封的世俗官位,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在中国二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被封为“大帝”者,大约仅有关公一人。到清末的光绪皇帝那里,加封给关公的封号,是长达二十四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于神武关圣大帝”,几乎将中国封建时代所能找到的用于封号的美好字汇,全部堆砌到了关公头上。这样,追封到“文圣”孔子头上的那些耀眼光环,在“武圣”关公面前,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宋元以来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
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与世常存,万古不变,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正统儒家们的最高认识和最大理想。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却从不以此为转移。静中含动,同中生异,流而生变,高岸陵谷,沧海桑田,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宋元明清时代,对于关公美化、圣化和神化的持续浪潮,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不断分化与演变,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继续发展和变迁,所相互激荡、交织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封建经济经历了成熟到衰落等种种原因,宋元以后的社会成分和结构,与宋元以前相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日趋发展和成熟,一大批原来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们,开始投入商业贸易和作坊制造,新兴的商业阶层和手工业阶层产生了,并日益壮大;由于城市的增多和扩大,市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由于元朝等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实行歧视、排斥汉民族的政策,堵塞了汉族文人科举仕宦的道路,再加上文人谋生途径的增多,致使相当一部分封建文人摆脱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市民的增加和有闲阶层的增多,为说书、戏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于是以说书、唱戏、卖艺等为生的民间艺人日益增多;由于货币地租等农业政策的实施,就连农民也开始摆脱了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在经济、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对自由、独立的地位。由于下层社会成分和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复杂化,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统治,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内部的分化。这就是由于面对复杂、变化的社会,因政见、利益的冲突,在封建统战阶级内部引起分化,以及汉民族为主的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为主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不同所产生的区别。此外,由于宋元以来封建集权和封建剥削的加重,也导致大批农民、工商业者纷纷破产,使他们或者变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成为现实社会的反抗力量。
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新的分化和演变,急切呼唤着对宋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改造和重建。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因为,不仅宋元以前以避世、无为为主要特征的佛教和道教,已经再无法满足这个红尘滚滚的世俗社会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那由孔子创立,再经董仲舒阐释的儒家学说,也因其迂阔陈腐,而令芸芸众生难以认同和效仿。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日益分化、变迁,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早期儒家“礼”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又在何方?封建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已日益侵入人际关系之中,儒家所鼓吹的“仁者爱人”又欲何为?现实社会的利益驱动和生存压迫,要求人们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儒家彬彬有礼的“礼乐教化”又有何用?于是,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叶的这一千余年间,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如走马灯般频频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无一不在绞尽脑汁,为宋元以后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药方。然而,这些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思想和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为宋元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构造一个统一的道德文化规范或原则方面,却又显得苍白无力。这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宋元以来的这些思想家本来就各持己见,且又彼此攻讦,相互批判,难以统一;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又过于繁琐、艰深和晦涩,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宋元明清这个教育、文化、科学等还很落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封建社会,对于这个具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封建社会来说,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造或创造一个能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并将其升华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就犹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为百代楷模、万世师表那样。于是,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浪潮,便自宋元社会以来应运而生,拍岸而来。关公这个本具“忠”、“义”、“信”、“勇”品格的三国名将,在被冷落数百年之后,又被宋元以来的社会各界,渐渐拂去落在身上的历史尘埃,并被涂绘上新的价值线条和观念色彩,通过不断的美化、圣化和神化,最后终于上升成为宋元明清社会各界共同礼拜,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一个发展:
由于社会各界对关公的无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和仿效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领域。在这一历史时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渗入了对关公的崇拜和仿效。在当时社会,祭祀和崇拜关公,成了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宋代社会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难时刻,就多次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会中,并非少数。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都对关公的“忠”、“义”思想和行为予以褒扬,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对宋明以来新兴的工商阶层而言,他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信”和“义”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以信为本”和“以义制义”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原则,遏制了利欲对道德的吞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从关公身上发现了足以使他们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谓“无不弃旧从新,乐为之死”,“金银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禄“不足以动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义、道义,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启超所指出的:“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对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元人郝经早已指出:“(关公)所在庙宇,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关公为象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广泛流行,在宋元以来的社会中,也对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维护等级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宋明理学、道学中禁欲主义的唯心道德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犹如江潮击岸,在宋元以前旧儒学和宋明以来新儒学的道德大堤上,冲开了不少决口。路见不平便应拔刀相助,世有压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这就犹如从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建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起义一样;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义气相投,相互忠诚,忠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而不必恪守原来官尊民卑的森严等级限制,这就如绝大部分聚义梁山的好汉那样;人与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义”即可,这就犹如明清晋商所津津乐道的既“以义制利”而又“从义生利”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宋元以来关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个发展。
凝聚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精神文化纽带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却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近四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旅美华人中有一个崇奉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当然,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这正如于右任先生为关公庙题的一副楹联中所说:“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阶下苍松高百尺,气冲霄汉未能休。”岁月悠悠,逝而不返。关公当年赤面骑赤马厮杀疆场的雄壮场面,青灯观青史夜读《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但是,关公自身所具有的和被后世所叠加上的那些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当然,这份遗产既有精华需要借鉴、吸收和转化,同时也肯定有糟粕需要鉴别、清理与剔除。当现代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迈入那松柏森森的关公庙宇之中时,应当比我们的前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应该有更为高远的思考。








書籍介紹--關羽:神化的《三國志》英雄

作者: (日)渡邊義浩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01 作者介紹 渡邊義浩,1962 年生於東京。畢業於築波大學研究生院歷史、人類學研究科,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大東文化大學教授,專長為中國古代史。任日本三國志學會事務局長,致力於東漢國家與儒教的關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