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31

唐宋關羽信仰初探:兼談其與佛教之因緣

作者

王見川

出處

圓光佛學學報 第六期 200112 111-125


摘要


三國人物中死後成神而為民眾立廟祭拜者不少,其中以關羽的祠廟最多,尤其 是在宋元以後,關羽廟急速增加,至清初,幾已遍佈全中國。唐代的關廟,至少有玉泉山關廟、四川府關侯祠和郢州關侯祠三間。其中,以玉泉山關廟最為人重視。玉泉山關廟之所以地位突出,除與這是關羽戰死顯聖地有關外,和玉泉寺的寺僧關係密切,玉泉寺僧積極地推展關廟,與他們視關羽為佛教中人有關。透過他們的傳佈,關公建玉泉寺的傳說,廣泛流傳。關羽信仰流傳到宋 代,有重大的變化,這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關羽(廟)的祀典化、關羽信仰內 涵的佛教化與道教化、關羽崇祀的多元化。歷來研究關羽信仰者頗多,但由於 史料發掘不多,唐宋時期關羽信仰面貌,仍存在一些空白,特別是關於〝 三郎 〞之性質,尚待釐清。《 北夢瑣言 》中的 關三郎 與《 雲谿友 》中的 關三郎 是同名異實的二個不同神靈 。前者指的是華嶽三 郎,而後者指的是關平。 本文利用 《關王事 》地方誌、筆記小說、《宋會 》等資料,就以上各點加以釐清、論述

主要論述

唐代的關廟,至少有玉泉山關廟、四川府關侯祠和郢州關侯祠三間。其中,以玉泉山關廟最為時人重視,並且較為知名。根據董侹廟記,大約在貞元十八年( 802),玉泉山的關廟略有殘破壞毀之處。當時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均的支 持下,由當陽邑令張憤重新整修廟貌,渙然一新,並請董侹替玉泉山關廟寫廟
在廟記中,董侹言及關羽守護玉泉寺令「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的情形。唐末范攄 雲谿友議 》〈 玉泉祠 亦有類似的觀察 :
玉泉祠 …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豬嚙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 : “ 吾 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還爾 ! ”果為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荊州。玉 泉祠,天下謂之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興土木之功而樹。祠曰 “三郎神”。 三郎者,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仿佛似睹之。緇俗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 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 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俱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


結語

唐代關羽信仰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是玉泉山關廟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僅是關羽信仰的源生地,甚至可說是早期關廟中的〝祖廟〞。當官方開始拉攏關羽信眾,即選擇此廟,作為賜額,封賜的對象。

玉泉山關廟之所以地位突出,除與這是關羽戰死顯聖地有關外,和玉泉寺的寺 僧關係密切。透過他們的傳佈,關公建玉泉寺的傳說,廣泛流傳,甚至連五代 時蜀國皇帝,都聞知這事,遂令畫工趙忠義畫〝 關將軍起玉泉寺圖〞。


董侹的廟記記載初期的關羽造玉泉寺傳說,傳達出關羽神捐地立下玉泉寺的基 址,並提供建寺所需的木材及守護玉泉寺秩序的情形。由此,我們似可窺知玉泉寺僧為了突顯該寺開山〝智顗〞的神通能力和玉泉寺的神聖性而做的努力。在此傳說影響下,關廟不僅受到玉泉寺僧的供奉,在北宋初年,玉泉寺僧還出 任玉泉山關廟的住持,負責維修、重建已瀕破敗的關廟。此外,該寺寺僧還透 過當地官員的協助,邀請著名士大夫替此廟寫記,提昇關廟的知名度。隨後,更運用關係,替玉泉山關廟,取得合法地位。













2018-10-19

關帝與佛教伽藍神之關係, 兼論關帝神格屬性應歸於道而非佛

作者

蕭登福

出處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  第二十期  2013 年 12 月  頁 65-84


摘要

世人或說關帝神格跨三教,在道教為伏魔大帝,在儒為文衡帝君2,在佛為 護法伽藍。其中,關帝原和佛教無涉,關帝和佛教的關係起於唐德宗朝,董侹重 修關廟記,旨在敘述關帝展現神力助智顗建玉泉寺,此故事原是眾多關帝顯聖的 神蹟之一,重在因關帝神蹟顯赫,因而重修關帝廟。關帝是主角,智顗僅是配角。 但到了宋代僧人,開始把重點轉移到僧人的禪定功德上,主角換成了智顗,關帝 成了慕德皈依者,並因此把關帝說成了佛教寺廟的護法神。其實這種說法,是出 於僧人的巧手轉移,目的在誇大僧人的能力,以爭取更多的信眾,但以史料來看, 隋代智顗的弟子曾詳述當年玉泉寺的修建經過,只說該地原是荒蕪蛇獸出没之 地,並沒有關帝七日內助建完成玉音寺的誇大說法。而以關帝成神證聖的過程及 歷代帝王的封號上看,關帝屬於《禮記.祭法篇》所說有功於國家人民,而被奉 祀為神。且其封號,由三國受封為「漢壽亭侯」,至宋代徽宗初封「忠惠公」,再 加封「武安王」,由宋經元至明初,其神格皆屬「王」,至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始 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其位階由侯、公、王、帝、天 尊,因其神跡之顯盛,澤民利國之深厚,而封號迭增。其因功而成神,借神而修 功德,因功德而迭受封號,屬於道教成神作聖及封神之法,和佛教小乘的修四諦, 大乘的修六度法門,密教修身口意三密相應皆不同,其果位亦和佛教的阿羅漢、 辟支佛、菩薩、佛,所說四聖果位不同。關帝的神格屬性,顯然歸屬於道教而非 佛教。

關鍵字:關帝 道教 佛教 智顗


主要論述

世人會把關公當做佛教伽藍(寺廟)護法神,其實是出於佛教徒誇大和尚功 德而來,歷代《高僧傳》中,常說那些高僧有虎或山神來依服受戒,聽說經法, 永為弟子之類的敘述。把關公當做伽藍神,也是出於這類的傳教說法。關公是中 國人不是印度神,關公之被歸於佛教護法神,實是出於僧人妄說及小說家言,並 非正史。

溯其源,則是始自唐.董侹撰《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 文中除載關帝助北齊陸法和敗任約、梁宣帝拒王琳,及 助隋.智顗建玉泉寺外,並說關羽「生為英賢,殁為神靈,所奇此山之下,邦之 興廢,歲之豐荒,于是乎繫。」而關廟原在玉泉寺之西,至唐德宗董侹時「祠廟 墜毀,廞懸斷絶」,於是荊南節度工部尚書裴均命邑令「爰從舊址,式展新規」 重建新廟;因此在唐德宗朝,玉泉山有佛教的玉泉寺,有奉祀關羽的「玉泉關廟」, 二者各自獨立,唐代並流傳佛教玉泉寺的建立,是得到關帝的神力所助而成。董 侹《玉泉關廟記》對智顗的敘述不多,僅說智顗夜見關羽,關羽「願舍此地為僧 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動,風號雷,前劈巨嶺,下堙澄潭, 良材叢木,周匝而上,輪番之用,則無乏焉。」以上下文看來,原是在敘述關羽 曾以神威助智顗建寺,目的在強調關羽神威,所以有唐代荊南節度工部尚書裴均 下令重建關羽廟之事。文中的助智顗建廟只是關羽神威之一,是配角而非主角。

結語


關帝和佛教的關係,始於唐德宗朝,董侹撰《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 泉關廟記》,載述關帝以神力助隋代僧人智顗建玉泉寺,文中以歌詠關帝神力為 主,智顗是神力的受惠人。但此故事到了北宋神宗朝,玉泉寺長老承皓,將之扭 曲為智顗以法力收伏關帝,不僅以神力建廟,並受戒,永為護法,張商英承其說 而撰《重建當陽武廟記》。其後,宋代僧人如北宋末徽宗朝的曇照《智者大師別 傳註》、南宋末度宗朝的志磬《佛祖統紀》,都沿續承皓的說法而加以推衍其說, 志磬甚至把此神話故事,當成史實來記載。到了元明之際,元.羅貫忠《三國演 義.卷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公顯聖》以小說手法來載述此事,但將隋代的智顗改 成了三國普淨。經小說的廣為流傳,於是關帝成為佛教的伽藍(寺廟)護法神, 被稱為伽藍神。 以史實來看,三國時佛教未盛,關帝和佛教毫無關係,隋代智顗建玉泉寺, 其弟子灌頂詳記當時興建情經過,也沒有提到關帝來助建。關帝成為佛教護法 神,完全出於宋代僧人的捏造史實,所以以史料看,關帝非佛教護法神。再以修 行法門來論,關帝的因功被祀,因庇民而累封,皆屬於道教修行法門及神祇階位 之升遷方式,和佛教有別。

2018-09-09

關公文化的現實意義


作者

胡小偉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劉世定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學系教授

趙士林
民族大學宗教文化學教授

出處

大陸 光明日報/梁若冰  20120120



 關公形象和文化在流傳的千百年間,深受普通百姓、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的共同擁戴。關羽從一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逐步發展為圓融三教、和睦民族、覆蓋全社會、延伸海內外的忠信義勇化身,一個中華民族廣泛認同和崇拜的符號。

 面對關公文化這樣一份沉甸甸的遺產,在今天我們倡導建立和諧誠信的社會行為規范的進程中,可以從中汲取怎樣的營養?

 關公文化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方面,比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孝悌文化有更豐富和現實的內涵,因而在今天應予以特別重視。

 胡小偉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人流物轉,公共空間極大拓展。關公文化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方面,比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孝悌文化有更豐富和現實的內涵,因而在今天應予以特別重視。

 義,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基石。古人云以義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義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忠義、義勇、信義……義幾乎可與所有的道德觀念詞匯連接組合和其他良好行為規范之間也有很強的組合性、連帶性。

 文化建設要應對變遷的現實。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頻率和誠信需求遠超古人。弘揚和繼承中華民族延綿不斷、興旺發達的道德文化遺產,汲取其中的養分,有利於建立和諧的社會環境。

 劉世定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一套基於血緣、家族的規範體系。但當人們的活動超出了家族系統,遵循何種規範呢這時,“義”的作用就凸顯出來。“義”是跨越家族體系的,是在非血緣關系人之間甚至在陌生人之間通行的規範。這種超越血緣關系規範的、調節更大範圍社會群體行為的規範,是建立和諧友好、誠信穩定社會的基礎。因此,是目前亟須倡導和深入研究的。對“義”的演變和擴散的研究,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們是怎樣智慧地維系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秩序。在唐宋時期,“義”這種行為規范被推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那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是一個繁榮時期,其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值得探討。

 義,是關公文化中擁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決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範疇。對關公崇拜和“義”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現實意義,在學術上也頗有潛力。

 胡小偉從理論上講,“義”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就提出來了,歷經三千年不衰,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是義字當頭。在不同時代,對“義”有不同的語言闡述,但語意核心從未變化。

 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用“仁”說明彼此關係寬容繁體“義”字下有個“我”,可以看做自制、自律,實際上與18世紀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利他”主張近似。唐中葉后隨著茶瓷交易盛行,社會流動性增大,“義”、“誼”混用,凸顯了非血緣或鄉鄰之間的情義。宋代面臨多國並立,實際上已出現“國家民族”概念,開始提升為家國擔當的“忠義”。“義”的概念也隨之擴大,包括“同心合志”、“與眾共之”等。歷代不斷詮釋,使“義”的觀念貫徹始終,內涵外延也不斷擴展,逐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基石之一。

 趙士林“義”字歷史悠久,含義豐厚。義,不僅涉及個人的做人標准和與他人的關係,還涉及義和利的關係。義,是關公文化中擁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決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範疇。孔子強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指出“義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人沒有什麼非要去做,也沒有什麼不能去做,唯一的標準就是一個“義”字。到了孟子,則有“捨生取義”: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劉世定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關公崇拜和“義”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現實意義,在學術上也頗有潛力。在社會學人類學領域,談到源自中國社會的概念,國內外學術界都知道費孝通教授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差序格局”。運用這個概念,費孝通教授刻畫了中國鄉土社會的文化結構特徵。如果從“差序格局”的具體社會文化內涵來看,則其基礎是基於血緣的家庭、家族關係。

 關公身上所代表的“義”,超越了血緣家族關系,成為調節更廣泛社會關系的規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差序格局”的原初內涵所刻畫的內容。對這種規範,學界的研究就不像對“差序格局”那樣多,也少為國際學界所知,這個方面還應有更深入的探討。

 關羽何以首先成為常年流動性群體,如軍隊、商人、文士、漕幫等尊崇備至的主要因素——每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個義士“以仁治人,義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劉世定政府在推動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其推崇的文化理念、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應該是知識分子認同、老百姓熟知,並能喚起集體清晰記憶的某種具象相銜接的。只有這樣,文化建設才能起到和諧社會、繁榮經濟、強盛國家的作用。而關公文化以及和他相聯繫的“義”就具備這樣的特點。孔子、孟子都有理論著述流傳至今,但關公沒有,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實踐者,他是用行動闡釋“義”。這樣,他的影響力反而超過所有人並流芳百世,到處都是關羽的故事和傳說,形象和廟宇,成了全世界為數不多的沒有做過一天皇帝,卻被後人尊稱為“帝”的人。

 胡小偉關帝廟在中國可以說不計其數,有幾十萬座,史料記載“城鄉多有,不可勝載”。北京通縣,單是民國時期把關帝廟改成學校的就有103座。由此可見,關公和他的“義”,是最有群眾基礎和最具有具象特徵的。關公與異鄉異姓之劉、張“恩若兄弟”,幾經離合、備嘗艱辛卻同生共死的一段經歷,不僅是文學藝術作品的重要內容,而且是很多關公崇拜者、信奉者的榜樣和楷模。因為這樣的關系要訣,是歷朝歷代流動社會公共空間中最為需要的。因此,它逐步演化為一種從普通百姓到上層官員,包括所有流動人口都敬仰效仿的接人待物的態度,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道德標准之一,也是關羽何以首先成為常年流動性群體,如軍隊、商人、文士、漕幫等尊崇備至的主要因素——每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個義士“以仁治人,義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對社會的制度建設,僅設計好的正式制度是不夠的,必須深入研究社會中通行的非正式規範,並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

 劉世定一個國家的運行狀態與制度體系有密切的關係。當代制度研究發現,作為約束和激勵人們行動的規則、制度,不僅包括通過國家力量來界定和推行的典章化的正式制度,也包括滲透於人們日常行為中的非正式規范,包括道德、信仰、習俗、禁忌等。制度運行的後果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規範的合力決定的。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正式制度和被社會成員廣泛尊崇的非正式行為規范的關係。如果它們之間的關係協調,那麼社會運行就比較和諧如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規範之間的關係緊張,乃至存在嚴重的衝突,那麼,社會運行當然就不會和諧。所以,要進行給社會帶來繁榮與和諧的制度建設,僅僅設計好的正式制度是不夠的,必須深入地研究社會中通行的非正式規範,並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

 正式制度可以通過政治和國家力量在較短時間內制定出來,但它能否有效實施,會受到非正式規范的影響。而非正式規範不可能通過國家力量的短期推動而迅速改變,它是通過廣大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中的經驗積累、世代相傳、耳濡目染,逐漸演化的。“義”這種社會規范就是這樣在社會歷史中演化的。非正式規範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它常能彌補正式制度的不完備,乃至矯正不恰當的正式制度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不止一次看到,當正式制度發生崩解的時候,非正式規範在社會整合方面展現出其異常強韌而深遠的力量。中華民族經歷了無數磨難,非但未解體反而日益發展。非正式規範包括“義”在其中的作用特別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和研究。

 胡小偉回顧18世紀以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會發現不僅先發展的國家強化了民族意識,新興國家如美國雖然缺乏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樣強調歷史人物榜樣,樹立“愛國主義”典範。榜樣及其價值體系正是任何國家學說都注重的核心論題,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不可動搖的基石。

 趙士林每個民族的價值體系都會涵蓋個人品德及公共道德空間,在長期歷史文化的演進中逐漸累積形成,以當今民族學視野來看,道德/價值體系是以宗教或相關共同信仰信念為其表達形式,是以個人勤勞誠信為基點,向家庭親族、鄰裡小區、行業社會逐步擴展的公共道德範疇,包含和平發展中的相守相友、見義勇為、和衷共濟、扶危濟困,災害戰亂時的同心同德、奮不顧身。中國歷史上從先秦儒家的“修齊治平”,“道之以德”,墨家“一人之義”到“萬人之義”,一直到理學致力“倫常日用”,包含關公信仰中概括出來的“忠義節烈”、“仁智義勇”等國人耳熟能詳的格言警句、歷史故事、人物榜樣,就是喚醒“共同記憶”,增強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紐帶。

 關公文化和信仰在歷史上還曾通過宗教和史詩雙重途徑,遠播到蒙、藏、滿等多個民族和周邊國家地區,至今遺存仍很多。我認為關公不僅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和各民族崇敬的歷史人物,也是民族和睦安康不可或缺的歷史文化資源,可從中汲取揚棄后的營養,在理性精神的防火牆前可適當重塑這一英雄人物。但在今天,更多的恐怕還是要靠當代社會行為規范的約束以及社會公民公德意識的培育。這是一個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的雙重過程。

2018-09-08

越南文化中的關公研究


作者 阮玉詩

胡志明市國立大學文學院教授

出處

南華文學系文學新鑰,第 19 期,頁 61-842014 06 月。


摘要

  關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位英雄,從陳壽的《三國志》人生忠義象徵人物走進羅觀忠《三國演義》就成為福神。隨著中華儒家文化在越南的傳播,關公崇拜慢慢成為尚義的越南人的一種信仰。早在十七世紀,越南中央封建家族正式承認與接受本信仰,從此以後關公信仰走進越南官方文化的殿堂,成為忠、勇、義等美德的象徵。

  兩種風格在越南文化中雙存,互動建造越南近當代社會中的尚義精神。經過千難萬苦的抗法戰爭、抗美戰爭,以關公為象徵的精神十分弘揚,有助於建造越南人民總體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關公成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種象徵。本論文探討關公信仰傳入越南的道路,關公信仰在越南文化中的戰線、內容及其特徵。


主要論述

  越南傳統信仰。「信」是對某個固定對象的相信與依靠。「仰」是仰慕、仰望的意思。從通俗觀念角度而看,「信仰」這個術語是屬於人心靈方面,由人創造為表示人對超然勢力或者神聖的相信與仰望的信心價值系統,通過信仰人類寄託自己各種美好的價值以及得到超然勢力的保安、避免災禍及客觀世界的恐怕。信仰顯示人類對客觀世界與其規律前無能為力的原來。
 
  關公信仰傳入越南的過程。關公信仰以官方與民間兩種方式傳入了越南,關公本身代表著忠誠、尚義、英勇、愛國的象徵人物;福神、財神、保護神、趕鬼神等兩大風格的文化涵義。這兩種含義正好配上越南人傳統文化性格(集體精神、綜合性思維、靈活性、開放性等等),所以很容易被接受下去。


結語

  從一個相當安靜的《三國志》與《三國演義》文學作品中走出來,文化中的關公並是報恩、忠誠、勇氣、尚義等儒家崇高美德的化身。華北人通過上述美德敬拜關公(武業之師),把他當作孔子(文業之師)的對象,兩者互相參透,共同釀造中華文化。

  在華南地區,由於特殊的心理狀態與客觀的來源,關公除了忠、勇、義等官方意義的象徵之外還是一位賜福、趕鬼、致恩的福神。在華南地區,關公是天后聖母的對象。

  關公信仰以越南的封建朝代官方資源接受與十七世紀以後華人民間從華南地區介紹過來的兩種方式傳入越南文化,因此官方與民間的兩種文化意義系統都共同存在。在越南南部地區各個關公廟舉辦的信仰文化活動系列逐漸成為華、越、棉三民族的共同文化遺產,是三民族之間的文化大融合的橋樑。


參考文獻

Edward L. Shaughnessy 2005: China: empire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 2000.
Henri Maspero. 1981. T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es. Fred Inglis. 2004. Culture. Polity Press.
Van Peursen. 1974.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California.


2018-09-07

2018 中國.賒店國際關公文化旅遊節


2018中國賒店國際關公文化旅遊節將於926日至30日舉辦



        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旨在传承和弘扬关公诚信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社旗美誉度,提升赊店文化旅游影响力和对外开放新高度。

    國際關公文化旅遊節將以「弘揚關公精神、提升南陽形象」為主題,突出「忠義仁勇、誠信禮智」的關公精神,進一步傳播關公文化、打造關公品牌,全面展示南陽底蘊深厚的歷史人文風采、開放和諧的良好發展形象。

    重要儀式說明如下:當日在祭拜关公仪式上,鸣钟击鼓、关氏后裔作为主祭官为信众授衔,若干名穿清代服装的信众恭佩绶带依当地习俗手持香火,作揖行礼,进香、鞠躬,再现清代祭祀场景。整个祭祀完全按照太牢礼仪,由主祭官率众官依次进行了迎神、上香、颂祝文、行初献礼、献帛、诵祭文、行亚献礼、撒五谷、奠酒、送神、望燎、行终献礼等议程,场面气势宏大,庄严肃穆。

         此外,河南赊店关公文化研究会长苟义全會诵读祭文,颂扬了关公的光辉历史和他所特有的忠义精神,以及今天的人们需要向关公学习的方面。随后,信众进行了三跪九叩、行终献礼等仪式。

     行之有年的當日早上,比照往常在数公里长的赊店古街,民俗关公巡街队形,手持巡街横旗、2人抬大锣、鸣锣开道,旗手挥舞帅旗迎风招展、6人古装护卫、8人抬关公像、32人古装护卫护像、100面关公胜旗,200人抬300米“敬关公、讲诚信、倡忠义”长卷、100名穿古装随队人员、锣鼓震天动地,100名旅行社参会人员随行巡街,盛装巡游的队伍,形成了一幅幅中外古今文化融合的流动画卷,欢乐之歌唱响宛东大地。

     赊店镇古玩艺术品交流會續辦,展位上是来自於全国至少25个省市展商、古玩艺术精品齐聚,展品几乎涵盖了古玩行业的各个门类,历代瓷器、古玩杂项、书画名品、根艺木雕、民间工艺、宜兴紫砂、仿古家具、奇石珠宝等各类珍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从各地赶来的古玩爱好者,挤满了展位现场,处处人头攒动,不少人驻足把玩,纷纷精挑细选自己喜欢的藏品,满载而归。

   最後,2018還要舉辦「中國賒店國際關公文化論壇」。


2018-09-06

关公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作者  陈雪

 运城学院外语系

出處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01 (2017 / 02 / 28)  P62 - 66


摘要

关公文化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与信念支撑。

深入挖掘关公文化中“忠义仁勇”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职场价值、艺术价值、宗教价值、武术价值、思政教育价值,是对关公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大突破。

在研究关公文化的当代价值中,还需辩证对待,发展鉴别,去伪存真,合理扬弃,真正把关公文化与时代价值相融合,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另類論述

      关公文化对当代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第一、关公文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价值。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世界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把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忠义信仁礼智勇”,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当代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和谐社会),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和谐,面向亚洲、面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是很有价值,很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关公文化对中国道德建设有价值。
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忠义信仁礼智勇”,所体现的是一种高深的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在当今社会与有些地方道德失范、行为混淆、善恶颠倒、美丑不分的情况下,大力弘扬关公文化,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积极提供“忠义信仁礼智勇”精神,对推动中国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是很有价值、很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关化文化对中国经济建设有价值。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有相当多企业和民间百姓都供奉关帝爷,作为财神供奉。还有一些海外企业将关公文化运用于企业管理,培育企业文化,培养“忠诚、仁爱”的企业团队,培养“公平诚信”的企业精神等等。因此,深度开发关化文化,大力宣传关化文化,势必会得到企业界和民间百姓广泛的热烈的拥护。通过广泛持久地宣传关化文化,把工作做到广大企业家和百姓的心坎里,理顺心态,激发热情,必将有力推动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2018-09-05

談 關帝忠孝節義精神的影響 ----以《關帝靈籤》為例

出處

中華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

摘要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有言:「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又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慎其獨也。」關帝點出人生的價值所在是「忠孝節義」,人心的價值所在是「不自欺」。關帝在「忠孝節義」之後,緊接著強調「慎獨」,亦即必須透過「誠」這個道德主體來實踐,如此,忠孝節義才有可能在「誠」的堅持下,確實踐履,臻至善境。

長久以來,關帝信仰是被各個階層所接受的信仰,因此,更進一步的,在儒釋道三教的合力推動之下,對於關帝,儒則稱聖,釋則稱佛,道則稱天尊,受到儒、釋、道三教共同的推崇。其廟宇、塑像遍及海內外,誠所謂:「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 《佛山關帝廟碑》說,關公崇拜盛況是「祀事之盛,今古罕匹。」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曰忠義而已」 。關羽從歷史人物演化為中國傳統道德的完美形象,關帝具備「仁義禮智信」五德的精神 ,成為忠義仁信勇武的化身,成為一種寄託,一種象徵和符號。由於關帝信仰的廣泛傳播,《關帝靈籤》亦隨之在道教宮觀及佛教寺廟等處廣泛傳播開來。


以「靈籤」形式為占卜方式,「就是從中國最原始的占卜術中一步一步地演變過來的。」  從社會層次上論,占卜的社會功能最為明顯,占卜有時發揮了社會制裁的功能,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更進一步的藉文字力量產生整合文化的功能。從周易的爻辭,直到晚近的籤詩,都是把占卜的徵兆定辭化了,由於占卜是普遍通行在各種不同的階層與地域裡,可以說無遠弗屆的一種傳遞方式,因此,占卜定辭中,所蘊含的中國文化價值便得以無形中傳播開來。」 這個無形的價值就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及勸善戒惡的觀念。

重要論述

對籤詩的定義,相關文獻做出許多不同的說法,以下是筆者嘗試根據個人多年來對籤詩的感受,並參考前人文獻的說法後,所下的定義:「籤詩,俗稱『運籤』、『靈籤』或『聖籤』,通常是以詩為載體,以五言或七言四句為主要形式。又因為「詩無定詁」,漢語的異義、多義、雙關等,提供了解釋的不確定性。 籤詩是以竹籤及杯筊為工具來占卜吉凶,得到神示聖諭以指點迷津,使『善者勸,惡者化』。因此,籤詩同時也具備了社會教化的重要功能。」

最早的靈籤是南宋傅燁編《護國嘉濟江東王靈籤》,簡稱江東籤(計100籤),後被收入《正統道藏》,但增加〈解曰〉和〈聖意〉兩個部分。但靈籤在流行過程中,經文人不斷修飾、完善。泉州通淮關岳廟保存的清光緒年間林廷恭作序的《江東籤》,據載,係咸豐十一年(1861年),其父遺留下來的。每支籤內容有籤數、籤名、干支、聖意、東坡解、碧仙註、典故、解曰、釋義和占驗等十個部分。 這些籤詩在數百年的實踐中,經儒家文人不斷完善,其間也滲透道教、佛教的思想 ,但主要的是儒家的勸善說教。這便是我們今日在全國各地關帝廟普遍見到的籤詩。

有關「誠意正心」之籤詩:

分類 籤序 籤詩內容

誠意正心 

11 誰識機關1難料處,到頭獨立轉傷神。

17 縱使機關圖得勝,定為後世子孫殃。

30 奉公謹守莫欺心,自有亨通吉利臨。

32 事到頭來渾似夢,何如休要用心機?

37 屏卻昧公心裡事,出門無礙是通時。

56 心頭理曲強詞遮,直欲欺官行路斜。

70 至誠禱告莫生疑。

81 假君財物自當還,謀賴欺心他自奸。

幸有高台明月鏡,請來照對破機關。

100 至誠禱告皆靈驗。

有關「誠意正心」之籤詩,多達九首,佔百首籤詩近十分之一比例,而關帝《感應靈咒》亦言:「正心與誠意,各項記心田。」足見其受關帝重視之程度。

結語

總之,關帝的影響既深遠又廣大,且面向多元,但本文僅能就《關帝靈籤》作探討。雖是片面的探討,但可見的影響卻依然是那麼的深遠而廣大。總之,關聖帝君不但是一種心靈深處的寄託,一種忠義的象徵,也是一種實踐性的符號,可以使人重視修心養性,重視家庭倫理,重建正義公理,促進國家富強,創造世界和平。這是殆無疑義的。卜筮,不過是手段而已!

雖說《關帝靈籤》僅一百首,但內容豐富,寓意深遠。數百年來,指點了多少王宮貴族,安慰了多少士子學人,不論是飽學之士或白丁庶民,都能在關帝的籤詩裡找到一條忠義的出路。還有,百首籤詩裡的典故,首首都能引人深省,或令人感動;而籤詩中,許多要信徒反省懺悔、勸善戒惡的聖意,更是淨化人心的最佳途徑。但本文受時間、人力及篇幅的限制,上述這些未能及時完成的內容,期待後續能針對這些繼續來研究。  

書籍介紹--關羽:神化的《三國志》英雄

作者: (日)渡邊義浩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01 作者介紹 渡邊義浩,1962 年生於東京。畢業於築波大學研究生院歷史、人類學研究科,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大東文化大學教授,專長為中國古代史。任日本三國志學會事務局長,致力於東漢國家與儒教的關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