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關公文化正如儒家思想中的孔子教化一般，廣受社會普羅大眾的重視。關公文化與社會發展、社會安定、社會教育，是潛移默化、表裡互動的社會關係。關公文化在當前時代的價值，及其對傳統文化產生的影響，實不容小覷。教化人心是種種社會問題解決的方法，以效法古聖先賢的氣節，重建社會秩序，甚至是對海峽兩岸的和平交流發展；關公經歷代朝野的崇祀與歌頌，其信仰之廣布早已深植人心，加上忠孝節義的倫常美德，實足以作為培養理想人格之典範。本文透過關公受世人景仰的程度，在顯見其豐功偉業與人格修養的同時，思考如何藉由關公的文化成就與信仰精神，作為兩岸互動交流時效法與學習的楷模。並透過關公文化結構的複雜性和內容的豐富性，在海峽兩岸顯著頻繁的交流發展上，試圖分析關公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
關鍵詞：關公、生平事蹟、文化典型、信仰演進、兩岸關係
一、前言
眾所皆知，關公是中華文化中社會知名度最高，同時也是最具特色的歷史人物；其生平史事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甚至被渲染成一種神話，並受到民間廣泛的流傳信仰，並且產生導正人心風俗的悠遠效用。可說關公文化正如儒家思想中的孔子教化一般，廣受社會普羅大眾的重視；就世人常謂中華民族文化之中心思想，乃是以倫常道德為基礎核心，若要票選史上最佳之代表人物，那絕非關公莫屬。所謂關公文化，雖遲至今日才被提出予以探討，其實它早已客觀存在於歷史文獻中，只是未能引起文化界的重視。今天在海峽兩岸同為炎黃子孫的前提下，本文企圖以學術層面的角度為切入點，探討如何透過關公文化的內在深意，對恢復中華道統產生正面的意義與嘗試努力的方向。
二、從關公生平事蹟了解「以和為貴」的真諦
關公從歷史上之武將，逐漸演變成現今所熟知的關聖帝君，實乃自魏晉南北朝之後的話題與事蹟流傳，使歷代國朝因其忠勇報國同時信義昭著，有益於人心治道乃屢加敕封，遂使其偉業英名流傳千古。然綜觀其一生之征戰際遇，除去戰場上必要的攻伐爭鬥，便可發現諸葛亮稱「關公平日剛而自矜」之評語並不貼切與公允。以下試舉數例略作說明：
(一)誅殺惡霸呂熊
從關公離鄉投軍未果，誅殺惡霸呂熊以解郡縣鄉民之苦，一般只解讀為其嫉惡如仇，具有打抱不平的革命精神，以及勇敢剛毅、是非分明的個性使然。事實上關公明知殺人犯罪的嚴重性，之所以盡殺惡徒而逃亡，實際上是為了鄉里百姓的和平生活著想；正如佛經智度論所云「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以及俱舍論所云「有情沒眾苦海，使令彼皆得解脫」。因為解除社會上某些人的痛苦，以換取真正的和平，那就必須要有人願意付出實際的主張與行動，並且能夠承受苦難。關公犧牲自我的一切，正是為了取得和平的成果，因此不能單就其義憤填膺的表面行為進行解讀。
(二)降漢不降曹
在劉備陣營中，關公除了五虎上將之首的地位之外，多可見其作為劉備的分身，駐守在重要的戰略地點中。以劉備襲取徐州後，從孫乾之言「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劉備遂令關公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而劉備則與張飛屯小沛。之後曹操擊破小沛與徐州，並將關公圍困在土山上，也就是著名的「屯土山約三事」，以及之後的降漢不降曹、掛印封金、千里尋兄等相關史事。一般認為關公暫居曹營是因為相信義兄弟日後仍會重逢，所以這項舉動也博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等讚揚。但深入探討便可發現，關公此舉不但保全了兩位嫂嫂的安全，同時也讓駐紮的下邳城免受兵災；因為在張遼上山勸說時便提到「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若以曹操首次攻打徐州時，下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的方式來看，關公當時若是只顧自身榮辱，欲盡忠與曹軍拼個你死我活，那結果自然是玉石俱焚，不但全軍覆沒，同時也會讓下邳城遭到滅頂之災。所以關公選擇了暫棲曹營，雖然此舉自然招致了當時包括張飛，乃至於日後不論是歷史專家或是評論學者的不解與批判；但是從整個事件的經過與結果看來，關公犧牲自己名節的委屈求全，卻換得了包括兩位嫂嫂以及眾多百姓的生命保障，這不得不說是關公「和平解決爭端」一項精彩表現。
(三)總督荊州
諸葛亮因龐統陣亡必須入川協助劉備，故而將保守荊州之重責大任交給關公。諸葛亮臨行前認為關公處理北魏、東吳的戰和關係不妥，因此交代「北拒曹操，東和孫權」。但關公以為，若想確保荊襄九郡的和平安穩，一定要有足夠的武力和充份的軍威，所以才有「單刀赴會」這項壯舉。關公決定以武力拒擋魏、吳兩國的侵略，而不是透過外交關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雖說在亂世中不搭配謀略治國並非是明智之舉，但是若從荊州民眾的角度來看，從原本官派的荊州刺史劉表，到接下來韓旋、趙範等諸侯割據，加上曹魏與孫吳爭奪荊州所有權時短期間的攻守交替，可說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當中。當劉備接手並將管理權交付在關公身上時，為了讓百姓安居樂業，如何維持和平安穩的生活自是關公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項課題。也因此關公義正辭嚴地拒絕了東吳來使的請命，同時也驅趕了東吳任派的官吏；關公並不是想要造成外交衝突或是搞摩擦，其想法很簡單，就是不要破壞荊州百姓已逐漸平靜的生活。即便是後來的北伐襄樊，也是因為曹魏與孫吳密謀合擊，所以劉備才會下令先發制人，這其實也符合關公以力拒之的戰略，畢竟在亂世不講情面，誰的武力強誰就能佔優勢。關公久經戰場之粹鍊，對此自然是了然於心，只可惜最後結果不如預期，反被後世以「大意失荊州」加以定論，甚為可惜。
綜觀關公在世之武將作為，雖然沒有成為完人之傳世事蹟，但是因為其「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忠義人格風範；所以後世並不以成敗論英雄，反而因為其忠臣義士的人格典型，成為深植人心的道德典範。同時也構成了關公的文化素材底蘊。正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山之有脈，關公文化便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孕育形成，史學家黃仁宇所云「歷史製造人物，而非人物製造歷史」，便是最好的詮釋。
三、關公文化與國家社會的關係
文化是人類集體生活的總稱，社會又是蘊蓄及創新文化的搖籃，故文化是社會的母體。文化是一種學習過程，用以創造、發明、革新人類生活的過程，或謂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形式，事實上文化就是一種社會共同的遺產，乃人類成就的累積，儘管定義有別，蓋皆有所本。中華文化的理念源自於《易經》所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以來，歷史的演進形成了文化的長河，因此在探討歷史人物時便需從整體的文化源流中去觀察分析。時至今日，關公文化已深植人心，深入在社會各個階層。正在不斷地發揮著訓誨、啟示、撫慰、激勵、導引等種種教化作用。
關公的事蹟與文化，從古至今早已深深地走入人群、家庭、閭閻里巷中，形成關公文化以民間社會族群信仰為特質的結構，同時更轉化成為安定社會與公共秩序良俗的無形力量。換言之，關公文化與社會發展、社會安定、社會教育，是潛移默化、表裡互動的社會關係。以下透過不同的角度更進一步的加以探討分析。
(一)關公文化與宗教文明
如前所述，關公的人格已昇華為神聖之尊，而關公文化也已演進到庶民百姓生活文化中的普遍信仰。人們對關公的崇拜，透過一幢幢巍峨莊嚴寺廟，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乃至國外華人社區，幾乎是普遍深入、無所不在的。從廟堂權貴到販夫走卒，在嚴肅慈悲的關公聖像面前，大家總是合十祈福，焚香膜拜，虔誠禱告，擲茭問吉凶，求籤尋平安。儘管社會愈趨文明和進步，但各行各業的競爭卻愈趨激烈。人類無法僅憑物質得到快樂，必須依靠「心靈」平靜；唯有藉由心靈的不斷提升，才能解決人類最根本的煩惱，和追尋「離苦得樂」的無盡欲求。此其實也是為什麼社會愈進步與科技愈精良，而宗教文化和寺廟文明愈興盛的原因。而關公祭祀文化在兩岸三地甚至是海外華人社會，之所以香火鼎盛、信徒絡繹不絕，正是因為關公文化和宗教文明息息相關，對人類世界而言，是一帖必備的心靈撫慰劑。
(二)關公文化與道德倫常
道德是約束人類行為的內在規範，而宗教是制約人類性靈的內省箴規。兩者的效力、形式和內涵容或不同，然其主旨則同係規範人類內在行為與社會關係，使其達到內省自制，守紀遵德，勿違公序良俗，增進人類福祉的目的。所謂道德，廣義言之，係指四維、八德、倫理和綱常而言。這些都是我國自三代以來，賴以維繫禮治德政與公俗良序的憑藉。關公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擔負著獨當一面、開疆拓土的重任，其所展現出「威震華夏」和「忠義千秋」的氣節，完全歸功於關公深厚的文化道德涵養。這些從幼年家教所陶養的志節人品，倫常綱維，造就出其非凡的事功與萬世英名。直至今日，仍然廣受社會人群的愛戴與崇敬。
(三)關公文化與社會發展
所謂社會，係指在同一時空場域，人與人之間各種關係的總和。故在農村居住者叫做農村社會，生活在都市者謂之都市社會。隨著文明進步，社會組織由單純走向複雜，由少數趨向多元，社會總體表現進步發展的過程叫做社會進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向有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美俗，若再加上居民的共同信仰、或者所屬宗教的相近，遂形成以神廟為主體的互動文化或活動中心，如關帝廟、媽祖廟、城隍廟等。在中國民間可說所有的廟宇神殿都有安定以及淨化人心，或是提升性靈的作用。其中關帝廟的教化功能更是廣泛普及於華人社會，因為在早年學校教育的不甚發達，通常「寺廟」便成為宗教活動（法會廟會）與社教活動（成人識字等）之理想場所；同時亦促進了商業活動，所以廟宇神祇的供奉不只能使人民心靈有所皈依，同時亦有助於教化民情和移風易俗。隨著科技的昌盛，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廟宇、道場、教堂、佛寺等宗教性的建設與活動，也更趨現代化和普及化，這是因為人類無法規避生、老、病、死的輪迴與痛苦。因此關公信仰的文化流傳，便是社會發展與宗教信仰不可分離的原因。
四、關公文化典型的影響與價值
關公的道德美學典型所衍化的關羽文化、關公文化或是關帝文化等說法，雖有著概念上的界定問題，不只僅是語意表述方面的得當與否，更涉及對關公文化的總體認識和評價，但其本身所具有歷史醇厚性與傳統文化的深邃感，皆有著不容置疑的歷史與文化價值。一般而言，若以生物學上「用進廢退」的興廢原則，來評定歷史人物的優劣善惡，並對其人格形象進行歷史化與道德化的改造，勢必促成類型化的人格審美情趣。如果說歷史化與道德化是早期人格審視在內容上的進步表現。那麼與此同時發生的類型化與象徵化過程，則是人格審視在形式上的進步展現。一旦將某種觀念附加在相應的人格實體或藝術形象上，就難免把它們變成一種共名典型，肩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而文化的傳承作用，就在於發掘並賦予此一人格典型在時代中的嶄新內涵與價值。而關公其受人欽敬折服而膾炙人口的道德美學典型，共可歸納為下列四個特點：
(一)懷抱忠勇愛國的精神：篤行忠義之氣節，故能在動盪的世局中，「天崩我崩，地裂我裂」，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毅然挺身而出，匡扶社稷。
(二)展現剛毅的丈夫胸襟：私淑《春秋》，故能「晝夜思漢室，始終藐奸雄」，凡事但求認真忠義，即便百折不撓，仍能鞠躬盡瘁。
(三)秉持仁德的俠義行徑：以英文雄武之姿鏟奸除惡，故能「匹馬嘶回千里月，單刀笑指一江風」，講信守義，有恩必報，濟弱扶傾，方能威震華夏。
(四)揮灑捨我其誰的氣質：面對榮辱名節與生死存亡的抉擇時，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同時展現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勢。故能「聲威何其震，功勛何其赫，忠義何其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因此我們試圖釐清關公文化在當前時代的價值，及其對傳統文化產生的影響，概括綜述如下：
(一)凝聚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
歷史的進程有其脈絡，文化亦有其終極的核心價值。三國時中的關羽，是關公形象生成的客體。若缺少歷史的真實存在，那有關的關公形象就似乎無以為繼。在這一形象的演變過程中，人們給關公附加了許多文化代碼，如傳統人文精神中的「孝、悌、禮、義、廉、信、恥、忠」等道德規範，為關羽本體注入了得以延展的文化生命。從這一點上看，文化代碼相對於關公這一文化載體更具活力，它們是靈魂與軀體相互依存的關係。於是關公文化逐漸根植於華夏歷史的土壤，不但觀照著中華文化的民族特色，也反映了固有的文化凝聚力與民族融合力。 再加上關公是清代由閩遷台移民崇奉的五位「恩主公」之一，由於在團結各地移民中有特殊的凝聚力，所以受到特別奉祀。也由於關公信仰，方使海峽兩岸結成難以割捨的情緣。因此若能反思關公信仰的真諦，維護和承繼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促進和強化海內外華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則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在當代社會中所具有的新價值和新作用。
(二)啟迪公共意識的社會道德
台灣先民從大陸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抵台後，披荊斬棘，開疆拓域，備嘗艱辛。在開闢之初，台灣尚為瘴癘之地，先民常因水土不合，多所罹病，又須防備土著襲擊，於是從家鄉寺廟祈求香火或迎請神像來台，如：媽祖、觀音菩薩、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開漳聖王、三山國王以及關聖帝君等，以祈求神明庇祐平安，避免災禍臨頭。如今，台灣的關帝信仰已深入民間，廟宇建築之浮雕彩繪，很多係以三國故事為主題，廟宇慶典演劇又多以關公忠義事蹟為主要戲碼，關公遂已成為百姓的道德標竿。今處淑季之世，世道澆漓，人倫失序久矣。關公千百年來為人稱頌「輕財重義，輕色重友」的德行，豈不正可做為教化百姓的指南張本。因此，若能效法關公講信義、重然諾、崇尚正義、見義勇為、正直為人、立身處世不違良知的道德品格，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社會公共意識，維護民主法治之正常運作，並避免陷入「愚忠非義」的迷思，將真正裨益關公的忠義精神更符合時代意義。
(三)發展知識經濟的觀光產業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人類正式邁入第三個千禧年後，在全球化浪潮的淘洗下，世界正處於劇烈變動中。一波波的文明蛻變及科技革新，衝擊著當代所有國家、社會、企業乃至於個人。狂飆的現代化風潮，讓原本遼闊廣袤的世界，成為連動關係愈形緊密的地球村。文化是一項具有多元價值的資源。由於「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也」，關公的忠義形象不同凡響，具有極強的文化認同感與感染力。因此，關公文化既是無形資產，又可轉化為文化產業的知識經濟資源。所以，若能整體規劃並發展關公文化成為文化觀光產業：一方面，提升關公文化應有的文化品位；一方面，開發其附加的價值品味，結合政府、學界、社教界、傳播媒體、旅遊業的力量共同打造關公文化品牌，融入關公文化節，積極舉辦研討會、拍攝視聽影片、辦理社教藝文活動（雕塑展、攝影展、楹聯創作、話劇競演、寫作比賽…等）、設計相關旅遊產品（如：公仔、服飾、藝品、美食…等），力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輔相成，發揮台灣人創意奔騰的生命力與競爭力，以達成「文化與經濟兼融‧知識與產業並蓄」的雙重目標。
五、關公信仰演進對社會的影響
「信仰」，從宗教學的角度而言，是一種先驗的「神秘」力量與境界，它並不需要經過科學方法不斷的重複實驗，獲得每次都是肯定的答案來「實證」，而是透過許多特殊經驗來取得某些人或族群的「認證」。但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信仰卻是一種企圖得到解答的心理需求展現，原始的人類，將對未知的種種恐懼，透過信仰給於概念化的解釋，並從這裡得到歸宿、安全感與行為依據，也逐步展開更新的文明。但隨著文明的進步，信仰變成一個族群的共同經驗、民俗、文化，甚至是不容置疑的圖騰，這時，信仰不但變成共同的社會心理，乃至變成一個族群思想的根本概念和基模。譬如，在人類歷史上，信仰曾經決定過政權的歸屬，西方的「君權神授」和中國的「天子」，無異的，都是透過信仰的「神權」來壓抑並統治實際的「人權」，而且幾千來沒有被懷疑過，直到科學昌明後，信仰的權力才逐漸減弱。雖然現在信仰的權力已經逐漸減弱，但它在民間與族群間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共同心理與力量卻仍影響遠大，譬如每次選舉，宗教選票一定是兵家必爭之地；社會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宗教領袖往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性。甚至當代許多原住民部落仍堅信「祖靈」的意義，祖靈信仰曾支持他們發動許多抗暴運動，也支持他們追求民族的平等與獨立，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嚴，縱使到了現時，祖靈也是呼喚他們定期群聚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有效的維護一個族群的存在形式。所以信仰代表社會某個部份的認知，而且這個認知產生力量，使政治、文化、結構發生演變。
關公除了橫跨三教的神祇身份外，若說關公是中國信奉最廣、信徒最多的神祇也並不過份，這些因素遂使原本為三國武將的關羽，從民間稱奉的「關公」正式成為神祇的「關帝」，並晉升到「恩主公」，最後鸞門傳出，原任玉皇大帝的昊天上帝退位，關帝即玉皇位，成為三教教主，稱為「玄靈高上帝」。這個思想的演進，與當時全世界各宗教充滿「末世思想」有關，末世思想在基督教有「摩門教」；在佛教有「末法時代」的淨土觀；中國本身的《皇極經世》也以易經卦象推論現在是世界末期，因受此種種思想影響，加上中國時值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間自然也充滿末世思想，並因而滿心等待一位新的救世主出現，因此民間便出現「天上換玉皇，地府換閻王」的宗教群眾運動，希望改朝換代，重新出發。以在台灣發展良好的關公信仰說明信仰演進的社會心理，可以分下列三個正面因素加以探討。
(一)社會對宗教改革的需求
中國以儒立國，但儒家缺乏信仰的元素，而道家提供的信仰又過於著重符籙、法術與求仙之術，況且道教在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非常明顯的統一教團，顯得非常雜亂，與佛教一比，道教便顯得過於怪誕。但佛教的清靜雖然符合中國人潛藏的老莊性格，但又過於深奧。再加上它也是一個外來宗教，有民族情結的隔閡，因此「以儒為宗，因神設教」的三教合一需求，是當時之民族所需。以台灣台北的行天宮「恩主公」崇拜為例（全台恩主公幾乎一致），祂吃全素（不殺生、不血祭）、不崇尚法術（僅簡單的降鸞、收驚、去晦）、不燒紙錢（不與神明「金錢」交易），一般信徒以簡單香果、誦經為祈禱方式，強調「心香」而非物質對神祇的供養。
(二)入世的宗教社會需求
原始的道家講究無為、道教重修仙、佛家講成佛，都有濃厚的出世修行思想，但清朝後，中國國門大開，列強入侵，有民族毀滅的危機。所以此時避世的宗教思想自然無法符合時代需求，因而著重入世、服務、倫理、社會，乃至愛國的宗教觀便因運而生。從台灣台北的行天宮所衍生出恩主公崇拜叢的教團組織成員稱為「鸞生」，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誦經修心，就是行善布施，並且強調修德修身修功果，更甚於修仙、修佛、修術，並展現出以上所提出的特質。
(三)傳統神權思想的改革
關於關公究竟是否為現今仙界的玉皇大帝，這是關公與道教最大的糾葛——現在玉皇大帝到底是原任的玄穹高上帝，還是玄靈高上帝？以學者公認發生關帝執掌玉皇大帝職務之說的時點，是在一九二○年，當時雲南省昆明市西邊洱源縣的鸞生楊定一、楊抱一以降鸞之名著《洞冥寶記》，其中提到「無極老母會設三次龍華會收度原人，第三次龍華會即將到來，但由於原玉皇倦勤，老母遂於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命關帝任第十八代玉皇大帝，號『蒼穹第十八聖主武哲天皇上帝』」。但此說卻引來包括道教與一貫道等教派之反彈，並且發生宗教間的紛爭。其後又於民國一九七二年，台灣台中市的鸞門「聖賢堂」，由王奇謀扶筆發行《關聖帝君受禪玉帝經略》，以牟尼文佛（釋迦牟尼佛）降筆說明，第十七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因功德道備，理合上證上清真境，故禪讓其位，後經五教教主共推關帝為十八代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於甲子年（清同治三年）即位。此舉不但擺脫了無極老母的最高神權，而且因為「禪讓」符合民主程序的「共推」，還將關帝從三教教主推向五教教主，過程相當平和，堪稱為圓滿的大結局，但這似乎仍無法全然化解各宗教派之間的糾紛。就以台灣所有的「恩主公廟」（非「關帝廟」）為例，幾乎全奉恩主公為玄靈高上帝，且不隸屬道教總會或嗣漢天府，故稱「中天直轄」或「南天直轄」。不過道教認為，玉皇大帝代表的是自然的「道」與「天」，人是自然下的產物，怎麼能反客為主，取而代之？但是從關公演進到恩主公系統的代表卻是從「自然崇拜」演變到「聖賢崇拜」，更強調人的倫理價值。人之為聖賢者，能反璞歸真，天人合一，人神共仰，有何不對？而這也象徵著「神權」打破，「人權」抬頭的現代民主意義。再從道學角度而言，心即理，宇宙為自心所現，並非自然創造人，而是心創造宇宙，故至聖回歸唯心、主宰宇宙，應是理則。
雖然信仰影響社會與文明的演進，但一個族群的信仰並非統一的，有時甚至是衝突的；而決定信仰走向的，往往是在於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而這個需求又促使信仰發生變革，因而形成一個「社會—信仰─社會」的無止歇滾動。然而教化人心是種種社會問題解決的方法，以效法古聖先賢的氣節，重建社會秩序，甚至是對海峽兩岸的和平交流發展；關公經歷代朝野的崇祀與歌頌，其信仰之廣布早已深植人心，加上忠孝節義的倫常美德，實足以作為培養理想人格之典範。子曰「不知禮，無以立」，禮就是制度規範。「忠君」是「禮」的外在表現，而「禮」是「仁」的道德外境。關公的忠義之行，在混亂的社會價值觀中，體現了高尚德操的社會價值，也正符合人們追求的理想人格。再加上關公的人格，除了內在之秉赋外，還包括其與社會成員、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人格特質，這就是關公最為歷代各階層人士信服和敬慕的榜樣力量所在。
六、關公文化與信仰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幫助
任何民族皆須從歷史氛圍中，尋求一種人格典型來維繫和鞏固人們共有的人生理想與文化傳統，以教化和規範群眾的思想行為。如是觀之，關公作為集忠勇、恩義、聖神於一身的神格化人物，其地位超越了傳統儒釋道的藩籬，千百年來，其廟其像遍於域中，遠及海外，使得中華民族遂循著歷史演進的軌跡，漸次形成了「文拜孔子，武拜關公」的傳統文化格局。施哲雄在〈從台北的行天宮看關公在台灣民間社會的影響〉中點出「台灣人民不僅崇拜關公，而且希望將關公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具體在社會中落實」。因此透過關公受世人景仰的程度，在顯見其豐功偉業與人格修養的同時，我們也應思考如何藉由關公的文化成就與信仰精神，作為兩岸互動交流時效法與學習的楷模，試舉數點分述於下。
(一)決定向關公學習什麼
在向關公學習之前，必須先檢視自身五倫與八德的表現。逐一反省自身的行為舉止，是否皆已確實做到，不足之處為何，還需要加強改進的地方在那裡，擬定學習的優先順序，並確立明確的學習主題。如學齡前兒童應以孝、悌為優先學習主軸；這可見於台灣各縣市所成立之讀經學會舉辦的「經典會考」，目的就是希望學齡前兒童能夠透過經典的讀誦，從基礎向下紮根，培養優良的倫常規矩。筆者對此有〈「帝經未舉行，不可視為輕」──試探《覺世真經》與《桃園明聖經》在兒童讀經教育應用的玄妙之處〉一文，可供參考。之後進入青少年時期應著重在禮、義、廉、恥的培育上，灌輸明辨是非的道德價值觀；關於這點在社團法人中華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所出版的「忠孝節義」四本一套的叢書中，收錄近五百則歷史人物故事。同時該學會更定期在高中、職以下學校進行「校園推廣忠孝節義」獎作，更可深入地幫助青年學子們，了解道德規範對人格典型養成的重要性。至於踏入社會工作之後，應著重在忠、信的職場倫理上，切勿因個人私利而背信棄義，不忠於雇主或國家社會。在二○一三年五月時，由社團法人中華關聖文化世界弘揚協會與台灣雲林科技大學，所共同成立的「忠義人才培育學院」，便是為喚醒世人重視道德品格及待人處世的正確觀念，同時擔負就業者與企業之橋樑，並引領學員主動學習，企盼產業需求人才無縫接軌，使人人有工作，以達社會安和樂利之目的，因此第一期便以「菁英人才快速就業班」進行試辦，並希望之後能夠拓展的兩岸三地，讓所有的忠義人才都能夠得到真正學習的機會與目標。
(二)組成有效率的學習團隊
向關公學習的過程，是一段長時間的人格培養與精神歷練，因此為求成果與效率，必須挑選、訓練及管理學習團隊，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與責任，並訂出共同的目標。學習團隊可以分成以下三種類型：
1.完整家庭團隊：標竿學習可由家庭或家族為單位開始，從居家生活中做起，「父教子以慈，子事父以孝」、「夫侍妻如友，妻事夫如賓」、「兄愛弟以仁，弟敬兄以禮」等，彼此互相勉勵與提醒，從外在的約束，內化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2.職場團隊：工作場所中，可以同事或主管為學習團隊，「待朋友以誠，交往守信義」、「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等。個人面對自身的業務與職責，會面臨不同的難題與瓶頸，在彼此知識與技術的差異下，會有不同的抉擇與反應，職場團隊的成員可以互相交流，彼此提攜，效法關公與劉備的關係，以「朋友」為前提、以「兄弟」為樞紐、以「忠君」為依歸的典範。
3.朋友團隊：朋友之間，沒有任何強制的約束力或主從等職級關係，可說是最具彈性的學習團隊，參與人數不一，但具有共同的興趣、理念與責任，通常是自發性的學習團隊，已具有相當歷練，或已累積多年經驗，並且具對關公崇高節操極有研究的人，才有能力組成這類的團隊。由社團法人中華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自二○○五年起所舉辦的「忠義文學獎‧海內外徵文活動」，便是透過每年頒獎典禮之後的時間，組織成朋友團隊，廣邀歷屆參賽者與得獎人，經由聚餐方式分享彼此之收穫與心得，並且提出改進意見或是研究方向讓與會者吸收或是參考。這種透過定期聚會方式進行學習與成就之交流，可說是非常有效率且有助益的學習團隊表現。
(三)選定學習夥伴
此階段是要確認標竿學習的資訊來源，這些資訊來源包括研究關公的學者、推廣學會、弘揚總會、文化協會、廟宇、宮殿、紙本文獻、網路資訊、資料庫等，也包括已發展的學習團隊。學習夥伴可以是內部或外部夥伴，所謂的內部學習團隊，是將現在與過去互相比較，而外部學習團隊則是尋找值得學習的對象為夥伴。在選擇最佳夥伴時，可參考以下幾項訊息：
1.特殊的獎賞或表揚：是否獲得肯定與認同，可從獎項或表揚中得知其卓越的表現。
2.媒體報導：經常被媒體報導研究關公的專家、相關活動、聯絡單位等，往往已建立足堪典範的聲望。
3.專業協會：專業學會或協會通常會依據不同的功能領域，推薦較佳的典範，亦可考參考學會成員名單，或相關會議的演講者或出席人員，都是標竿夥伴的資料來源。
4.獨立的報告：透過政府單位、專業機構或研究報告，被認定為表現特殊足堪為楷模的單位，皆可加以留意參考。
5.口耳相傳：由受人尊敬與信任的專業人士對某人或單位所提出的正面評價，
亦可做為參考對象。
關於學習夥伴的選擇，包括中華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中華關聖文化世界弘揚協會、台灣關公文化協會、中華道教關聖帝君弘道協會；以及山西省關公文化研究會、世界龍岡親義總會、許昌關公文化協會、洛陽關林管理處等，都是非常具有文化內涵與學術規模的學習團隊。
(四)蒐集及分析關公的相關資訊
在此階段，學習團隊必須選擇明確的資訊蒐集方法，聯絡夥伴後，依據規劃收集資料，對關聖帝君的種種事蹟，加以分析與研討，再依據自身狀況，提出行動建議。蒐集資料的方法，可以親訪或電訪，或利用各種媒體及出版品的資料。在閱讀及分析資料的過程中，要注意有無錯誤，矛盾資訊或解釋不當的地方，對於不合理的訊息也應加以查確。同時也應透過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以及期刊、論文之發表，以及與學者專家的交流，更深入地進行關公文化的學習與了解。
(五)採取改革行動
其實身體力行才是學習關公文化與信仰最重要的部分，若只是口頭說義言孝，而無實際行動，皆只是空談而已。所謂的聖賢書，行萬里路，確實做到，並持續不斷的向關公進行學習，才能夠達到學習成就的最終目標。
正如山西解州關帝祖廟文管所衛龍所長在二○一三年三月份「榮耀聖者─兩岸關公文化巡禮」活動時，對兩岸關化傳承的影響時提道雖然兩岸關公文化一脈相承，核心內容都是弘揚關公文化的精髓「忠、義、仁、勇、禮、智、信」，不同之處只是祭拜、信眾參與形式方面的差別。而關公信仰在台灣是一種非常熱絡的文化現象，主要是通過宗教的形式來傳承和弘揚，過去因為兩岸文化交流不夠，有人認為台灣的關公信仰是盲目不科學的，其實台灣祭拜關公也是具有科學性的。如同中華道教關聖帝君弘道協會陳展松總會長所言「祭拜關公並不是指磕頭上香就能達成願望，而是通過學習關公的精神，形成他的智慧，利用智慧去實現夢想」。這正是兩岸關公文化交流達成的重要共識之一，有助於關公文化在全世界推廣和普及。
七、關公文化信仰對當今社會之應用
關公經過千年歷程的神格化，全憑關公形象的塑造，獲得更多的信眾，而關公文化更在後人信仰的強力支持下，不斷形成、滋長、茁壯，甚至成熟與定型，其中隱藏的深義，可分為兩點加以敘述。
(一)追求幸福人生的心理
關公由人成神的突破，並非靠其武勇，而是其一生都在踐履的真誠──「忠義」。「忠義」是人類的超絕理想之一，它是升斗小民、宗教人士及領導階層迫切需要的行事準則與心理需求。其次關公的神格化更充分體現出，世人對「幸福人生」的無限欽羨。關公由於真誠踐履心中的道德最高準則──「忠義」，不但被後人推崇為英雄，甚至表彰為神明，且成為全民信奉、欽敬的道德神。
(二)凝聚族群認同的共識
中華民族歷代帝王與後代子孫，藉由共同崇拜關公，因而產生濃厚的族群認同，故在危難之際，便可通力合作抵禦外侮；而當時被視為異族的滿、蒙、藏族，則藉由信仰關公，取得政權合法性利益之際，也獲得民間的集體認同力量；甚而在海外漂泊奮鬥的無數華夏子民，更藉由建立大大小小的武廟，解除懷鄉之苦，並凝聚中華民族的認同情感。因此關公文化的信仰，在整個華夏族群當中，是彼此生命情感的最佳黏合劑。
透過關公文化結構的複雜性和內容的豐富性，決定了關公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在今天海峽兩岸顯著頻繁的交流發展上，筆者以為對於關公文化與信仰的表現方式，約略可以經由以下數方面更進一步的加以具體呈現：
1.對於關公生前活動及其身後種種傳說中的遺跡、遺址、遺物等文物古跡。如山西解州常平關公的誕生地、許都故宅、江陵城等等，進行深度旅遊之介紹與行程規劃。
2.透過紀念關公的各種建築，包括遍佈兩岸三地城鄉，以及海外的關帝廟宇、道觀、紀念館等，提升關公文化信仰的廣度與深度。
3.對於與關公有關係的名勝景點，可就相關的地理位置進行符合風俗民情的命名，如關公故里山西運城市就有關酒集團、關公大酒店、春秋樓酒店等等。透過街道、公園、商店、賓館、企業、產品等各方面，進一步凸顯關公文化現象的影響力。
4.包括政府機關、教育機構或是文化部門，可就針對關公文化所建立的各種研究、以及弘揚關公精神的社會組織；如學會、協會、關公或關公文化研究會、宗親會、研究所、關廟聯誼會等，進行補助與扶植。
5.透過海峽兩岸共同合辦或是個別主辦的文化活動或是學術課程，以及許多地方由民間或官方舉辦的各種紀念、宣揚關公文化的慶典；包括關公文化節、關公廟會，和各種研究、開發、探討或是利用關公文化的座談會、研討會等。經由活動的宣導與推行，讓關公文化的正面意義，更深入地讓民眾得到認知。以二○一三年三月份所舉辦的兩岸關公文化巡禮山西關公祖廟聖像巡遊活動，便是通過活動與台灣關廟攜手推廣、普及關公文化。並且借助活動凸顯山西渾厚文化歷史以及解州關公祖廟，更重要的是以兩岸關公文化的交流來促進兩岸文化的進一步合作和發展。這不但具有開創的性意義，同時在兩岸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影響也甚為深遠，在兩岸共同弘揚關公文化這一同根同源的文化遺產方面，也開創了新的格局。
其實關公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樣性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些統一性，雖然各種具體的關公文化表現形式中，仍有些許的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一種關公崇拜現象，以及對這一現象關注的展現。關公文化在更加複雜的社會關係方面，比起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孝悌文化有更豐富和現實的內涵；因為「忠義」可說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基石，而在《桃園明聖經》結語所云「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欽哉勿忽」，在這個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裡，個人、家庭、國家、世界的命運，究竟要向上提升，享受日在天上之福，還是要向下沈淪，猶遭人神共怒之禍？由世人自心做抉擇。
《易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用人仁義之性的天性所散發的文采光熱，來照亮自己的「靈山」、照亮他人的「靈山」，甚至照亮自然界萬物的「寶山」。同時以禮節之，以樂和之，逐步推向《大學》所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的境界。如此的生命境界，必是光明璀璨，美麗無比；如此的文明社會，必如「日在天上」，普照世間，處處充滿和諧、和樂、和平的光明景象。我們期盼當今之世，能夠真正以「人文化成天下」，普遍推廣倫理、道德、禮樂的教化，將世界形塑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美麗新世界」。
八、結論
關公形象和文化在流傳的千百年間，深受普通百姓、知識份子和上層人士的共同擁戴。關公從一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逐步發展為圓融三教、和睦民族、覆蓋全社會、延伸海內外的忠信義勇化身，變成一個中華民族廣泛認同和崇拜的符號。面對關公文化這樣一份沉甸甸的遺產，在今天我們宣導建立和諧誠信的社會進程中，可以從中汲取到哪些營養？關公文化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財富，儘管兩岸關公文化交流是在持續、深入的進行。如關公祖廟和台灣幾乎每年有一次文化交流互訪，包括山西運城關帝祖廟每年主辦的「國際關公文化旅遊節」便會盛邀台灣信眾參加；而台灣的「關公文化節」、中華道教關聖帝君弘道協會舉行的各項關公盛典、以及各大關帝廟所舉辦的大型關公文化活動，也會邀請關公祖廟參加。但是關公文化的交流不能僅僅侷限於關公文化節、祖廟巡禮、聖像赴台等方式，應該在文化、宗教、學術、教育等各方面，採用豐富而不雷同的形式進行推廣。如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兩岸三地關公文化研究論壇、關公學術機構交流座談會、關帝祖廟與分支宮廟聯誼會等，以增加關公文化的深度與廣度，並且讓信者更進一步地去體會關公精神的重要性。
從《桃園明聖經》中所云可得知，關公之所以「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乃因世局混亂，人心不古，私欲橫行，妄加欲為。而關公感嘆「奈何世之人，真性不密，邪僻用心」，則是因為世人被私心物慾所蔽，不知人人皆有真如本性，性中具足五常八德，又不知反省涵養而任其外放，導致如孟子所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關公之公心思想基礎乃是建立在國家社稷之上，以國家社稷為出發點，才能產生大公無私的思維，並存有仁義智勇的心境。作為一個政治行動家，關公的願望就是要在混亂的、失序的、矛盾的大環境中，找出一個解決政治與社會問題的答案。祂將人們的心靈從經驗的沈睡中喚醒，並使他們看到，實際存在著的精神行為與心靈力量指引著生活行為的方向。此指引之力量彷彿撥雲見日，驅走黑暗，讓光明再現。如金人田特秀〈金嘉泰四年重修關帝廟記〉有云「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帝之偉歟！」便是最好的註解。
關公文化所表現之「忠」、「義」、「仁」、「禮」及其內涵之「三綱」、「五常」、「八德」均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尤其是在宗教神格化後的關公文化，其展現的精神，更可以產生教化人心、導正風俗的力量，由於信仰的虔誠，個人除可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更可擴大轉化為對國家的忠誠、對社會的熱忱，進而促使國家社會建立一種新的和諧安祥的秩序，進而激化出國富民強、社會安定的火花，這也是有志踐履關公文化的知識分子應有的省思與行動。
如今民間大多仍以虔誠的信仰角度在崇仰膜拜關公，但是隨著｢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時代的來臨，越來越多的宗教團體與有識之士，希望在推廣關公文化的進程中，能夠藉由儒家文化之包容性將關公信仰與其他文化相融，成為可供全球文化選擇的公民宗教，進而轉化區域衝突為和平共存，共同消弭各種全球性危機。近年來海峽兩地關公文化的交流持續不斷，希望兩岸在越來越頻繁的關公文化交流活動中，能夠達成更多共識，以及形成一些能夠弘揚關公文化的措施，如此實有助於關公文化在全世界推廣和普及，以及兩岸和平發展與攜手進步的寬廣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