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出處
成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八期,2010年04 月, 頁83-124。
摘要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所發生的「赤壁之戰」,不僅決定了日後三強鼎峙的歷史格局,也是日後流傳的三國故事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重要橋段。不過自三國時代起對此役的論述即陷入互為對立的解釋權爭奪戰:當三國爭霸之際,各國史官實採取專美本國的敘事立場,即使至三分歸晉之後,各國士人也各自形成對其家邦故土的描述,更藉以確保其對三國歷史之解釋正統性。
然隨著時間軸線的擴大,三國時代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逐漸消解,也使得「赤壁之戰」的論述產生新的向度,如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將其由「國事」的激情逐漸沉澱為「史事」探究的冷靜;蘇軾於謫黃時期藉詠赤壁來抒懷不遇之「心事」,以建立對三國歷史的全新解讀視角;至清初毛宗崗批本《三國志演義》採用明代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作為開卷之詞,不僅將故事的脈絡重新導回歷史之軌轍,也使「赤壁之戰」在「故事性」的渲染聲中與歷史巧妙疊影。
是故本文將利用「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步驟,層層追述「赤壁意象」的流變軌跡,以撥顯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演變,並試圖描繪後世對「赤壁之戰」的接受
與傳播的軌跡。
主要內容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所發生的「赤壁之戰」,不僅決定了日後三強鼎峙的歷史格局,也成為日後流傳的三國故事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重要橋段。然而弔詭的是:距離這場「國事」之爭最接近的陳壽(233-297),理應掌握許多詳盡的第一手資料,然在《三國志》中(約成書於280-290 年),卻對此役含糊其辭,令三國各執一說,致使一百四十年後,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於元嘉六年(429)奉宋文帝(424-453)之命撰寫的《三國志注》中,對此役進而參照了諸多資料,重新填實這段空缺。
從《裴注》蒐集的眾多資料可發現,三國史官所議論的「赤壁之戰」雖各有巧妙,但就其質實終究不脫各自以維護本國利益為主要立場。如曹操(155-220)以「瘟疫」作為其敗戰的藉口,對此役刻意含混帶過;但在立場偏坦吳國(222-280)的《江表傳》中,則不僅以高亢的筆調鉅細靡遺地記載整場戰事的過程,更順勢塑造出周瑜(175-210)在東吳開國史上的英雄地位。
由此可知,當三國爭霸之際,各國史官實採取專美本國的敘事立場,即使至三分歸晉之後,原本分屬魏(220-265)、蜀(221-263)、吳三國之士人,也隨即展開對故國的追憶與懷念。不僅各自形成對其家邦故土的描述,更藉以確保其對三國歷史之解釋正統性。
結論
由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赤壁意象」在中國文學發展中,其實有一條自「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軌跡,而這四階段的演變卻又彼此交互疊影,融合後再度形成新的詮釋系統,也令「赤壁之戰」的故事成為流傳千古、家喻戶曉的重要戰役。
首先是陳壽面對當代史的尷尬與為難,在必須兼顧實錄的原則下,其巧妙地採取三國各自能接受的立場描述這場大戰,顯然慘敗的曹魏以「疫疾」為脫辭;至於蜀漢則極欲攬功,故強調促成孫、劉結盟的合作;而孫吳為此役之主力部隊,故不惜筆墨極盡描寫戰爭的過程。三國各自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造成國與國間的競爭,其餘緒甚至延續到南北朝,足見分裂政局下,因「國事」之爭而各自論述符合其利益的「赤壁意象」。
裴松之才提高至「統一觀」與「天命觀」,作為對「赤壁之戰」的評論視角,也打開了後世客觀論史的契機。至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衡諸各方史料,利用兩千一百五十字的篇幅將「赤壁之戰」的來龍去脈,清晰而簡要地完整呈現,也完成了對「赤壁之戰」的還原,令「赤壁意象」進入客觀實證的「史事」研究系統。但東坡自覺地脫離歷史糾纏來解釋「赤壁意象」,結合其貶宦際遇之人生感悟,與抽離歷史回歸自我之辨證旅程,於是藉由「心事」的私密視角,建構了自我抒情典型的「東坡赤壁」意象,而開啟後世詠懷赤壁的新徑路,卻也令「赤壁意象」與歷史上的「赤壁之戰」漸行漸遠。
但在毛宗崗巧妙地利用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的作品,置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卷首,則再度令以偏離歷史軌道的「東坡赤壁」,重新與「史事」聯繫,而楊慎之作也令「赤壁之戰」產生籠罩三國故事的閱讀效應,故毛批本《演義》不僅引導「赤壁意象」再度回流歷史論述的脈絡,也藉「赤壁意象」建構其敘述「故事」的重要視角。是故,我們可以說,「赤壁意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四階段流變,而為彼此相互影響與交疊的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