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文化雲端大學教務長
一、前言
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西元一六○年，去世於西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儘管在中國歷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公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歷來對於關公的研究評論多如牛毛，身為崇奉與景仰群眾之一的筆者，僅就其特異於一般歷史人物、三國武將之處，於文中略作個人意見之表示，希冀能獲得正面之迴響。
二、關公的武勇
在這裡我們想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討論，分別是對關公一生的武名評價進行了解，以及從歷來戰役結果來看關公的表現。
(一)、關公的武藝評價
身為三國英雄、蜀漢陣營五虎大將之首，關公一直給人一種千人力武神的形象；更遑論一般人提到關公，無非是「手提青龍刀、胯下赤兔馬」，赤臉長髯、金甲綠袍的軍人形象。三國志作者陳壽評曰：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溫恢則有云「關羽驍銳」。另外東吳武將呂蒙對關公之評論為：
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
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
諸葛亮也曾致書給關公，稱關公為「髯」，並云：「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此外曹魏謀士如郭嘉、程昱均稱關公、張飛為「萬人敵」；傅幹稱關公、張飛是「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劉曄亦稱關公、張飛「勇冠三軍」；東吳儒將周瑜則直指關公、張飛為「熊虎之將」。楊戲的《季漢輔臣贊》中贊關雲長、張翼德是：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侔跡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也因此關公和張飛在當時在後世都成為勇猛善戰的代名詞，關於這些描述可參考趙翼著《廿二史劄記》卷七「關張之勇」的部份，在其中詳細整理了古人以關公，或是把關公、張飛用作皆為勇將代名詞的資料。
(二)、關公的戰守得失
關公從桃園三結義，投入劉備麾下後，一生經歷過的大小戰役不下三十餘次。儘管有過兵敗被迫投降的經驗，但也從未有過全軍覆沒的慘敗教訓。唯獨在人生的最後，卻經歷了損兵折將、丟失領地的重大挫折，這確實是相當戲劇化的演變。接下來我們將從幾個角度對整件事情進行切入的分析，希望能在了解關公究竟是怎麼樣「大意失荊州」，又是為什麼會落到兵敗被俘、身首異處的結局。
首先我們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觀點，來看荊州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下半年的戰火風雲。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劉備從曹操手上奪得漢中，並自封為漢中王；緊接著關公便發動襄樊戰役，從江陵出兵襄陽。雖然成功奪取樊城、進逼襄陽，而且擊敗前來救援的于禁、龐德軍團；不但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鎮華夏，逼得曹操一度打算遷都鄴城暫避其鋒。但最終卻落得先盛後衰、虎頭蛇尾的局面，先是敗在曹魏手上，後又折於孫吳掌中，並且導致荊州全土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只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個襄樊之戰，首尾長達半年之久，從開始的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到後來的曹操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等將領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竟沒有採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公敗走麥城，全軍覆沒之際，蜀軍援兵也還是遲遲不至，這引起了後人的紛紛猜疑。
儘管大多數意見將關公的失敗定位在其自身性格的弱點，以及對當時局勢的判斷過於大意。然而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子彥則有不同的意見，他在專業期刊《史學集刊》上撰文指出，關公之敗，表面上雖是敗在吳魏聯盟的合力絞殺，但真正把關公送上斷頭臺的卻可能是自家人諸葛亮。由於襄樊之戰前後長達半年之久，蜀漢為何不派一兵一卒前來救援？反而坐視關公兵敗如山倒？對此學者多有議論，其實早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曾提出獨特見解，他認為關公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公這道屏障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假吳人之手除掉關公。章太炎的這個觀點很是大膽，但僅僅只是猜測。而朱子彥在文章中，則從對諸葛亮的抱負，與關公的為人這兩點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在這裡我們沒有要與朱子彥教授所提出之論點為敵的意思，只是我們必須要更全面的來研究這種論點產生的可能性。諸葛亮的抱負並不僅僅是自比管仲、樂毅，也不只是要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指揮參謀；就以司馬徽對其評價「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來看，諸葛亮一生的志向，是希望能輔佐明君恢復漢室，或是成統一王霸之業。因此他才會定下「聯吳抗曹」的基本戰略，所以要說關公是影響諸葛亮實現抱負的心腹大患，其實是說不通的。
至於關公的為人，儘管恃才傲物、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但是這並不能掩蓋其恩怨分明、信義素著的優點，偏偏蜀漢安排在江陵、公安、上庸、新城這些負責屏障或馳援關公的將領們，個個都對沒有那種國事當前，私人恩怨放一邊的心胸，每個人都對關公有大小不等的怨懟。因此他們寧可冒著貽誤軍機、見死不救的責罰，也要有仇必報地按兵不動，擺明了就要陷關公於死地。關公此時已經全部軍力投注在襄樊戰役之上，哪裡想得到自己已經被東吳抄了後路，更別提會沒有任何援軍前來救援。想想一位右臂負傷的老將，在面臨兩國傾全力夾攻的極端劣勢中，加上內部的分崩離析，就算再怎麼武藝蓋世、義薄雲天，處於累卵之危的不利局面下，也是力有未逮，只能徒呼負負，最後飲恨授首。更何況關公碰到的對手，個個都是舉國之翹楚棟樑，不說曹魏的徐晃、滿寵、曹仁等人；光就孫吳而言，就派出了第三任都督呂蒙，以及即將接任的第四任都督陸遜，兩人聯手欲箝制關公的生路。而且這兩人的恐怖在於充分掌握以柔克剛的精神：陸遜掌握到關公自我中心的個性，呂蒙則掌握到人性的根本是厭惡戰爭，期望幸福和平安。所以呂蒙在荊州展現出懷柔的方式，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哲學發揮到最高的力量，這是很嚇人的典範。嚴格說起來關公的失敗證明了一些在鬥爭中不變的真理：你只要站在作戰者的立場去想，你就能掌握大多數人的心理；你如果能掌握大多數人的心理，你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呂蒙正是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心理發揮到最高境界，這是堅信「以力(理)服人」的關公，所無法想像得到的境界。
不過關公失荊州，仍然有他難辭其咎的責任。因為他沒有精準的審時度勢，過於急功近利；再加上沒有準確執行「北距曹操‧東和孫權」的基本方針，將力量過份的分散；還有缺乏政治的智慧與眼光，讓敵人有機會聯合起來，孤立自己。留下關公守荊州，其實也是劉備陣營裡面的唯一人選，儘管他並不是最理想的人物。在劉備陣中，關公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且其聲名威望在三國人物中也是數一數二的，至於文韜武略當然更勝其它將領。儘管五虎大將中的張飛、趙雲同樣都是劉備的心腹之將，但是張飛的智謀不如關公，趙雲的威名也不如關公；而且趙雲向來為諸葛亮所倚重，很少令其單獨統兵在外，就是劉備用兵，趙雲不是在中軍保護老小就是殿後接應。或許這麼說起來，趙雲的沉穩練達，可能更適合接替關公守荊州的位置。偏偏趙雲就是太好用了，再加上其名望也遠不及關公，故而連劉備從蜀中回荊州搬討救兵時，也是屬意留下關公守荊州(從派關平回來報信此項作法便可略知一二)。留下關公守荊州雖然有許多的優勢，但是也有不適當的隱憂暗藏其中。因為駐防荊州這塊三方相鄰的戰略要地，除了需要智勇雙全，還需要善於折衝樽俎、長於外交；蜀漢在這方面的人才荒，可說是一個看不見的盲點，因為除了諸葛亮與龐統這兩位參謀人才以外，就再也沒有人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所以在龐統陣亡、諸葛亮必須入川救援的情況，身為劉備陣營的第二號人物──關公，自然就必須負責把守荊州，這個劉備事業發展的大本營，也是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出發點。只是關公仍舊有他性格上的缺失，也因此不能稱得上是徹底勝任的守將人選。
當然除了這些因素以外，蜀漢高層也必須負起戰略決策錯誤的責任，特別是劉備與諸葛亮。儘管史書上很難找到有關蜀中傳來命令的記載，但是以劉備累積數十年的實戰經驗，加上諸葛亮智謀先機之明，實在很難想像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的指示下達。如果襄樊戰役屬於蜀漢戰略的一部分，那麼從戰爭開始到結束這將近半年的時間，成都與江陵之間沒有任何的命令聯絡，也沒有任何增兵馳援的現象，這真的是一個難解的謎團。假設這真的是蜀中批准的戰役計畫，那麼劉備與諸葛亮就犯下了相當大的指揮失誤，而不能將丟失荊州的責任全部歸咎在關公身上。
因為如果說諸葛亮入川協助劉備攻取成都，留下關公總督荊州軍事是一個迫於無奈的決定，那麼在平定兩川之地後，就應該迅速派出得力的人手來協助鞏固荊州這個重要的軍事防地；或者在兩川與荊州接壤的部份部署重兵，這樣子一旦情勢有變，至少可以發揮救急的功效。我想對於荊州這戰略要地的形勢與處境，劉備與諸葛亮應該都相當的了解，諸葛亮就曾經說過，就連與劉備同在荊州時，都尚且畏懼魏、吳的聯合進攻；更何況是現在只靠關公一人之力，這樣子的守勢不是更危險嗎？更何況劉備在成功取得西川之後，東吳便提出索討荊州的要求，這已經是先禮後兵的徵兆；儘管劉備迅速派兵支援，並親自壓陣指揮，但又因漢中戰況而匆匆撤回，只是把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交割給東吳，並沒有進一步的採取防務措施來鞏固荊州重地。我們也能了解當時一面要鞏固益州，一面又要進逼漢中，因此必須將大半軍事力量駐紮於兩川之地。但是抽取一部分力量來補充荊州的軍備，相信應該還是作得到的；至少可以讓幾位劉備舊屬(比方說趙雲或是魏延)率領荊州軍協助回防，或者讓諸葛亮親自到東吳拜訪一趟，起碼可以修補吳、蜀因為荊州問題導致盟約的裂痕。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也許劉備、諸葛亮不是沒有想過要這麼做，但是他們可能太相信光靠關公的名望，就能夠震攝住魏、吳蠢蠢欲動的心態，也可能太看重魏、吳之間互相牽制的力量。也許劉備跟諸葛亮都沒有想到，曹操在失去漢中之後，會迅速的與孫權達成瓜分荊州的共識；並且錯誤的認為歸還了三郡給東吳，與東吳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有要共禦曹魏的默契才是。不過我的看法是，蜀漢高層最大的失策在於沒有讓關公有得力的左右手輔佐；否則以智勇俱備的關公，就算無法招架魏、吳兩邊的全力攻擊，至少也能自保或者全身而退，但是糜芳、傅士仁、劉封、孟達等安排在關公四周作為羽翼的將領們，卻沒有人願意支援，眼睜睜看一代名將在威震華夏之際，卻迅速地兵敗被擒斬。
因此如果要說「關公大意失荊州」，倒不如說是「諸葛亮(或是劉備)大意失荊州」。因為諸葛亮雖然不是荊州的法人代表，不負有法律責任，也不是擁有最終決策權的君主；但是身為蜀漢參謀軍師，又是首席智謀之士，應該充分考慮到上述各種因素。就算無法抽調支援力量，至少派駐在荊蜀交界要地的守將也應該要審慎選擇。在所用非人的狀況下，既無法增援，再加上關公的處置失當導致眾叛親離；最後讓其在威望達到最鼎盛的時候，卻意外過早地結束了本來可以更加雄偉壯闊的一生，也讓荊州從此徹底被吳、魏兩國瓜分。前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朱大渭對這個問題有相當中肯的見解：
關羽並非只有一般名將英勇戰鬥的作風，以及武藝超群的素質，而且具有指揮大型戰役的能力……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於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薰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別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將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於此。
荊州的失守與關公的去世，在剛剛勃興的蜀漢勢力中馬上引起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不但因此損失了一塊戰略要地，也失去了幾名青壯派的將領，更間接影響到張飛、劉備的去世。這也讓諸葛亮實現他「隆中對」的宏偉規劃從地利、人才、精神、士氣等諸多方面，造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也讓諸葛亮毫無選擇地必須撐起蜀漢政權的重責大任，等於提前宣告了蜀漢退出稱霸天下的行列。無怪乎唐朝詩人李商隱在其詩作《籌筆驛》中對此深深嘆息道：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三、關公的性格特色
關公在曹操陣營那三個月的時間，充分顯現了他個性上迷人的特質，因為這當中包含了「降漢不降曹」、「過五關斬六將」，以及「千里護嫂尋兄」幾件事情，這同時也讓關公奠定了他在世人眼中所具有的「忠」、「信」、「義」、「勇」形象。對關公而言，他所作的決定或許是很普通的，可是對一般人而言，這些事情確實都是很不容易達到的高標準。
在下邳城失守，迫不得已必須投降曹操的時候，關公以為只要內心認定自己的投降對象是漢天子，心裡永遠不忘記結拜的兄弟；而且他也保全了兩位嫂嫂的命，如此關公委屈求全的一片苦心，就能夠得到所有人的諒解。可是天下人卻不這麼以為，大家都說關公因為無法抗拒曹操的誘惑而投降了。關羽是一個最在乎榮譽的人，我們可以看到，為了保全大節，他一直在隱忍。雖然輿論不足以傷害關公，可是當他收到了劉備寫來的一封信，暗示他是不顧情義、見利忘義的人。這使得關公再也無法忍受。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關公毅然決然地決定離開曹營，展開他保著二家皇嫂千里尋兄的過程，也所以才有過五關斬六將的事情發生。只是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面對曹操這樣一個懂得賞識人才的老闆，開出這麼高的薪水、這麼高的職位要挖角，關公卻從一開始的挖角面談會上，就拒絕了曹操的一切誘惑。就算直到最後因為環境形勢的逼迫，還是在堅持自己的原則下才答應投降曹操，換作一般人若是在面對這麼好的挖角條件下，也許早就不顧一切地轉換跑道，直接選擇跳槽去了。
此外我們想特別提出來的一點，就是自從關公成為神明之後，他的神像有的是手拿青龍偃月刀，有的是手上拿一部春秋，因此很多人認為關公是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儒將。確實關公在戰場上表現出他超群的武藝之外，要知道關公其實是能夠默誦春秋左傳的知識將領，因此能夠從左傳的戰爭中學習到行軍打仗，所必須要有的智謀或是韜略。然而這其中更深一層的涵義在於，在那個男女之防非常嚴格的時代，關公被安排和嫂嫂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他必須要表演出他沒有任何的曖昧苟且，沒有向慾望投降，以免亂了君臣之禮。儘管甘夫人和糜夫人兩位嫂嫂，在歷來翻拍的電視、電影中，經常被演成兩個中年的歐巴桑，但是事實上，這兩位夫人都是相當標準而且具有古典韻味的美人。因此在劉備生死不明的情況之下，就算關公真的失了禮節，在那種情況下將兩位夫人納為己用，也並非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行為。但是關公在曹操欲亂其君臣之禮的處境下，與二位嫂嫂共處一室時，竟能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不僅使曹操敬服，也讓天下人肅然起敬。就算到了許昌，曹操仍不放棄讓關公有做錯事的機會，只準備了一間府邸與關公居住；關公仍然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而關公自居外宅。因此關公夜讀春秋的形象，並不僅僅在於他勤奮好學、在軍事之外也懂得從文學歷史中獲取新知。事實上，春秋是一本集亂倫、君臣、父子弒殺之大成的歷史評論集，故而關公夜讀春秋代表了他超越慾望和自我的克制，這一層深層的意義一直被忽略了。由此我們更能了解到關公內在性格的迷人之處，正是在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上面，表現出他的「忠」、「信」、「義」、「勇」等特質。
作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的關公，其地位於歷代自然會不斷地提升；因為「關公崇拜」作為一種道德文化現象被廣泛普及，這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的規範與提升，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例如當宋代社會面臨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危難時刻，就多次用關公的「忠」與「勇」來教化臣民。因此會出現像岳飛那樣的忠勇之士，這在宋、元、明、清等四代的社會中，並非只有少數的例子。而當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取得全國政權後，又都對關公的「忠」、「義」思想和行為予以褒揚，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
然而對宋、明朝代以來新興的工商階層而言，他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了「信」和「義」的道德原則，提出了「以信為本」和「以義制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原則，遏制了利欲對道德的吞噬。對於宋、元、明、清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則從關公身上發現了足以使他們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謂「無不棄舊從新，樂為之死」，「金銀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祿，不足以動之」等等觀念。至於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到了忠於信義、道義，以及勇於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這也是梁啟超所指出的：「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至於對於一般庶民百姓而言，還是能通過對關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在元代早已有此論點；元人郝經就指出：「(關公)所在廟宇，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四、關公的崇拜現象
關公雖然在建安二十四年底，代表蜀漢徹底讓出荊州的所有權，但是失去荊州的關公從此成了流芳百世的「關皇帝」。其實在三國人物中，最受民間崇拜的，一位是諸葛亮，另外一位就是關公。對關公的崇拜現象，嚴格說起來並不是始於關公身後，而是源於生前。因為在東漢末年，身為蜀漢大將，劉備倚重的結義兄弟，關公的勇武、忠義等特點，對於當時人而言，幾乎就是「戰神」的化身；關公自己也說「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因而無論在軍中、在民間，只要提到關公大多都為其而動容。只是在關公生前，這不過是人對人之間的崇拜；但是在關公去世後，卻漸漸地由人對人的崇拜而昇華為人對聖、人對神的崇拜。
關公在生前除了曹操奏請漢獻帝，封其為「漢壽亭侯」外，正式的官職便是為襄陽太守，並且假節鉞、都督荊州事務。劉備對關公封賜的爵位先為蕩寇將軍，後為前將軍，同時列名為蜀漢「五虎上將」之首。在關公去世後的41年，即三國時蜀漢景耀三年(公元260年，也正好是關公誕辰100周年)，蜀漢後主劉禪追諡為壯穆侯。然而從南北朝開始，一直到清朝末年，關公受到歷代帝王的崇封不但有增無減，自「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天」；褒封不盡並且廟祀無垠，關公也因此名揚海內外，成為歷史上最受崇拜的神聖偶像之一，以致與孔老夫子齊名，並稱「文武二聖」。
在唐朝時關公的殉難地點，當陽縣玉泉寺的僧人為感其生前的忠義勇武，便在廟中將關公奉為伽藍神──守護寺廟的武神。從此以後，各地寺院便都出現為關公設位塑身，加稱為「關菩薩」的現象；就連在以姜太公為主神的武王廟中，關公也曾被列在配神的位置上加以供奉祭祀過。
到了宋朝之時，真宗、仁宗都曾為關公加爵封王。宋徽宗趙佶並於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關公為「忠惠公」，這使得關公由最初的侯爵進一步升為公爵。事隔一年又於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進封關公為「崇寧真君」，之後在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再加封關公為「昭烈武安王」，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把關公晉封為「義勇武安王」。也就是說在短短的21年內，關公被追封的次數多達了4次，由侯進公，由公進君，由君進王，這樣子的禮遇可說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到了南宋時期，第一個皇帝宋高宗趙構也宣稱關公能「肆摧奸宄之鋒，大救黎元之溺」，因此於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再加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王」。而其子宋孝宗趙昚更是稱讚關公「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投為神明亙古今而不朽」、以及「名著史冊，功存生民」，所以下詔於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再對關公加封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宋亡之後由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文宗圖帖睦爾於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在南宋給關公的封號上去掉「壯繆」，改為「顯靈」，全稱謂「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另外就是元代戲曲作家關漢卿，他創作了散曲劇本《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使得關公的故事與傳說，開始更廣泛地在民間傳播。
在明、清兩代，是將關公聖化、神化到極致的時期。生活於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在他的名著《三國演義》中，不僅吸收採用了宋、元時代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觀念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進行了大膽而大量的藝術想像和藝術虛構，終於把關公塑造成了「忠」、「義」、「信」、「勇」集於一身的完人、聖人和神人。自此，關公「至忠」、「至義」、「至信」、「至勇」的形象，隨著《三國演義》小說的廣泛傳播，在社會上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受到更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崗曾說，在羅貫中筆下，關公成了「古今名將第一奇人」。魯迅也說，在《三國演義》中，「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在明代，關公成為雙重信仰人物：一是奉為道教財神，一是奉為護國武神。在北京也修建了兩座祭祀關公的廟宇：一為月城廟，一為白馬廟；除了供給民間定時祭祀以外，白馬廟同時也是官方用來祭祀關公的地方。
封關公為帝的源頭始於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由太子朱允繼位，年號「建文」。但是在建文三年(公元1399年)朱棣發動武裝政變，以「清君側」為名攻克南京，奪得皇位。朱棣說他的行動得到關公的顯靈保佑，所以由他當皇帝乃是「天意」。既然新繼位的皇帝說關公是神明，因此各級官吏和黎民百姓亦都把關公當神衹來敬拜。到了明朝中後期，也就是明武宗的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朝廷下令將全國的關廟一律改稱「忠武廟」。後來到了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明神宗朱翊鈞應道士張通元的請求進封關公為帝，關廟的稱謂亦由「忠武」改為「英烈」。接著又在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月，朱翊鈞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見《賅餘叢考》、《老圃叢談》兩書)。關於這邊的介紹，在山西的《解縣誌》和《山西通志》對關公封帝的記載則與上述說法有異；有一說是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封關公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另一說是在明神宗萬曆十年，封關公為「協天大帝」。但究竟孰為信史，這點仍有待考證。
至於清代的統治者也是極為崇信關公的，同時更給予關公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滿清入關以前，清世祖福臨與蒙古族諸汗結拜兄弟，聲言「亦如關羽之與劉備，服事唯謹也」。入關後的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即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清聖祖玄燁則於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西巡途中，途經解州時拜謁關帝廟，親書「義炳乾坤」匾額。清世宗胤禛遂於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追封關公的遠祖、祖父、父親為公爵。清乾隆皇帝之後，經歷嘉慶、道光二朝，關公的封號陸續增加成為「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羽贊宣德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多達24字，比之歷代表彰尤著。清文宗奕甯亦於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追封關公的遠祖為「光昭王」，祖父為「裕昌王」，父親為「成忠王」。這樣，自關公往上追溯四世，便成為三王一帝的顯耀炫赫地位，就連清皇室的皇宮裏也供起了關羽的神位。另外在清代，統治者把白馬廟中的關公封為「忠勇神武靈佑仁義顯讜國保民精誠綏靖翌贊宣德關聖大帝」，另外把月城廟中的關公封為「三界伏魔神威鎮遠天尊」，成為道教中的大神。
關公是以忠貞、守義、勇猛和武藝高強稱著於世。歷代統治者都需要這樣的典型人物來作為維護其統治的守護神，因而無比地誇張、渲染其「忠」、「義」、「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像關公那樣盡忠義於君王，獻勇武於社稷。然而到了民國時代，關公的崇拜現象則在民間更為普遍，幾乎在鄉間城市處處都有關帝廟，而且與孔廟並稱為文武二廟。至此關公的地位之高，為人可以與至聖先師孔子平起平做，為神則可與佛祖、菩薩平起平坐。另外關公的崇拜現象也隨著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傳播到國外；早在明朝時期就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就連日本、馬來西亞等國都有關帝廟的保存。甚至在美國紐約市外的門多聖小鎮，至今都還保留著一座清朝咸豐年間建造的關帝廟，廟柱上的對聯是「忠肝不墜荊襄‧浩氣常存蜀漢」。關公信仰現象的產生，一方面由於歷代統治者需要大力提倡，像關公那樣忠於君主的義士忠臣來維護統治權；一方面又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及至人類文化中，都崇尚忠義精神、勇武氣概和英雄主義；儘管關公仍存在著為人驕矜自負、剛愎自用等隱性的負面性格，但是在上述幾點特色上，依舊是無可挑剔的。
五、結語
作為歷史人物，關公是三國時蜀漢的五虎上將之首，南征北戰，忠義仁智，威震華夏；作為文學藝術典型，關公更是集中國傳統美德之大成，成為無瑕疵的完美超人；作為一位被世俗尊奉的神衹，關公被崇敬為降妖護國、平寇破賊、除瘟攘災、助人發財等等的全能華夏神明。當我們把這三者歸納起來，可以發現一件事情，那就是關公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而這種道德精神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幾類。首先是忠誠精神，只是如果對這種精神只理解為愚昧的忠君，在21世紀的今天，是愚昧可笑的。中華民族巍巍歷久五千餘年，有多少忠臣烈士，對祖國人民，對偉大的事業，正是靠了這種精神，使自己和他人的心靈得以淨化和昇華，凝聚成一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其次是信義精神，當然由於人生觀與世界觀的不同，這種精神在不同的人身上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是正確地理解、倡導、恪守這種精神，使它成為做人處世中一種高尚的行為準則，還是人類社會的主流。第三是仁智精神，這種精神的本質就是博愛與文明。第四是勇武精神，它的本質就是激勵人們奮進、拼搏、創新、開拓。
關公是一個叱吒風雲、睥睨天下的歷史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性的英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稱做是悲壯的一生。關公的成名，得益於自己一生的勇武好學、自己個性的忠肝義膽；同時也得益於托身明主、顯耀於那個混亂的風雲時代。然而關公的失敗，則是在於自己不能審時度勢，不能克己謙下；沒有把政治利益擺在眼前，不注重大敵當前的統一戰線，以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同時也敗在劉備以及諸葛亮對其過分的信任。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關公在三國時代，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身繫天下大勢走向的重要人物。因為假設關公沒有在建安二十四年底去世，那麼當時蜀漢的勢力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內迅速大敗而消退；倘若荊州這塊戰略要地也沒有失去，那麼三國鼎立的形勢肯定不會演變成後來那種樣子。因為關公的去世對於蜀漢而言，失去的不但是一位難得的軍事人才，也是一個可以獨當一面、支撐一方的大將。對蜀漢而言，人才的缺乏問題遠比曹魏、孫吳來得嚴重，而關公在蜀漢剛剛擁有建國基礎，正要大展鴻圖之際，無預警的離開人世。這對於領土迅速擴張，人手有捉襟見肘之窘的蜀漢政權，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打擊；並且因此導致不久之後張飛、劉備的先後死去，也使得蜀漢第一代創業者的中堅領導力量全部消耗殆盡。這對於蜀漢政營，不能不說是一個致命的創傷；因為曹操在關公逝世的隔月也跟著死亡，所以如果沒有關公的遇害事件導致張飛、劉備的去世，那麼以劉、關、張以及諸葛亮的合作，魏、吳兩國很難有本事招架，天下大勢很可能因此而全盤改觀。由此可見關公在當時的地位以及重要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