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

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修崃荣

著名学者胡小伟先生生前说过，关公，本名关羽，是一位真实生存在东汉末年的蜀汉将军。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他从万千大贤大德中脱颖而出，由人而成圣，由圣而成为中国的第一神明，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能的代表人物。

关公信仰是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近千年来，上起帝王将相，下到仕农工商无不信仰关公。他是儒家的圣人，佛家的菩萨、道家的天尊，如果我们把儒、释、道比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石，而关公就是圆融儒释道，涵盖这三根柱石的唯一的华美穹顶；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地域和文化差异在中国形成不同民族，尽管风俗迥异，崇拜关公则是汉、满、蒙、藏等多民族的共同信仰，在满族人的心目中，关公是“关老爷”；在藏传佛教中，他是大威德金刚；在藏地转世成为格萨尔王；在蒙古人的传说中，他又转世成为成吉思汗的十大元帅之一的木华黎……在云南贵州边疆的苗族、彝族也都崇拜他。关公是链接各民族的唯一纽带。

我国有数千万华人漂泊海外，他们不管离乡多远都会思念祖国。关公信仰就是他们眷恋祖国的精神寄托。在世界各地有数千座关帝庙，每逢华人的节日，他们都要去焚香祭祀，关帝庙是他们唯一“回顾中原”的“望乡堂”。

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晋商，五百年来一直秉承关公忠义、诚信的理念经商。信仰关公为他们带来了滚滚财富，为此，关公成为了超越比干和赵公明的“武财神”走进了千家万户。

中国历史上有千千万万个地位卑下的平民百姓和手艺人，他们为了提升职业的自豪感，像打铁的、剃头的、杀猪的、做香的诸多行业都把关公当成“祖师爷”。

在明清两代，几乎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信仰关公，家家都拜关公。祭祀孔子的“文庙”修到县里，而祭祀关公的“武庙”修到每一个村头，据不完全统计，在鼎盛时期，全国的“武庙”多达三十余万座。

可是，近百年来，由于西风东渐，加之文革浩劫，全国关庙几乎拆毁殆尽，关公信仰几成绝响。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号召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我们要认真探讨的是，一个在历史上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信仰，还能否适应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形势，能否适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求，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自去年7月20号中国“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成立以来，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领导下，我们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座谈，诸多学者对弘扬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作了肯定的答复。

著名文化学者，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叔阳先生说：“文革以后民风败坏，道德滑坡，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并树立起一个全民认同的道德榜样。关公一生完美的践行了儒家提出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就是我们全民族的道德楷模。他一生秉持的忠贞、正义、诚信、仁勇的八字标准，就是我们全民族的行为榜样。关公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

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顾问毛佩琦先生说：“一千多年的积淀，关公信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是汉、满、蒙、藏等多民族，共同崇拜的精神图腾，是各民族融合一家亲的纽带，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正能量。我们应当发掘整理，大力发扬。”

著名宗教学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王志远先生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圆融儒、释、道的第一人，不论是佛家和道家的信徒，都是关公的崇拜者，其涵盖之广，影响之大无与伦比。在一千多年的宗教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弘扬关公文化是团结各个宗教团体的不二法门。”

许多学者发言认为，当前的关公信仰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广泛的是民俗信仰层面。无数善男信女赶庙会、烧香祈祷，顶礼膜拜，为的是求财神，保平安，这是最广泛的民间信仰，也是关公崇拜的社会基础。

第二是宗教层面，许多宗教寺庙和道观都有祭祀关公的法事活动，他们蘸醮诵经，祈求保佑和平安。

第三个层面是关公精神文化研究层面，基金会正是站在这个高度提出了对关公文化的研究课题，组织和发起多次座谈与讨论。我们力图从文化角度全面解析关公精神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期让这个历史悠久，影响甚广的关公文化尽快地融入当前主流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毋庸置疑，关公文化在长达千年的流传中难免鱼龙混杂，甚至泥沙俱下。譬如长期附着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二字，就是黑白两道都可使用的旗号。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审视关公文化，框定忠义二字的意义和内涵，让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忠和义为当今主流社会服务。

学者认为：“忠义”二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当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甚至有不同的适用人群。因此我们提出，当今社会的“忠”的标准应当是“惟正是忠”。忠与不忠，我们用一个“正”字来衡量自然会找到正确答案。我们的党光荣，伟大，正确，无疑，我们应当忠于她；我们的祖国为民造福，日益走向富强，我们也应当忠于她；一个企业保质保量的生产产品造福社会，我们也应当忠于她；一个工作岗位生产着服务社会的产品，我们就应当忠于职守……

对“义”字的框定应当是“为正而义”。不能为不正之事而义，是我们义与不义的最高标准。“惟正是忠”、“为正而义”也可以让与江湖黑道的“伪忠”和“伪义”有了一个严格而又清晰的区隔。尽管他们满口“忠义”，而他们行的是不正之忠，不正之义，完全不在我们框定的真正的忠义范围之内。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框定的“惟正是忠”、“为正而义”的八个字，应当称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忠义观”。

在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关公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在当今社会的许多事物中，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大丈夫”精神和当今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实现公民个人伦理价值观的助推力量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特别是公民应当遵循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深入人心，引起强烈共鸣。

众所周知，中国儒家一向重视个人伦理道德的修养，亚圣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大丈夫”精神就是儒家理想的做人做事最高标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受“大丈夫”精神的影响英雄辈出，先贤无数，但完整实践“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条标准者，只有关公一人。加之附着在关公身上的“忠贞、正义、诚信、仁勇”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由于上千年的传承，关公的“大丈夫”精神和“忠贞、正义、诚信、仁勇”的做人做事的标准已经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社会认知，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助推力量。

二、关公文化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号召我们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怎么继承？继承什么？依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一百多年的断层，再重新捡回儒家传统学说，难免无所适从。有学者说，儒家思想和学说一向是“王官”之学，在21世纪再重新返回上层建筑，成为指导性的理论已不可能。宋明心性学说，只是知识精英的相互欣赏而已。儒家思想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应当在社会和民间扎根成长。

事实上，民间对孔子只是尊重，对他的许多理论一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圣人之道鲜矣。”儒家学说不接“地气”，无法融入民间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而关公则是中国儒家思想最忠诚的实践者，他一生阅读《春秋》，成为儒家忠义双全的代表人物。他是儒家的圣人，佛家的菩萨，道家的尊神。继承和发扬关公文化，就是全面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关公信仰是深植于民间的中国式的图腾崇拜，有远超过孔孟的民间信众。儒家思想想要想重新获取生命的力量，就应当踏上关公文化这个通往民间大众的平台，以获得生机。

三、关公文化是走出国门的强大软实力

近年来，我们提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除了孔子，我们似乎忘记了，关公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随着华人走出了国门。据统计世界各国有三千多座关庙，几千万海外华人无不信仰关公，无不祭拜关公，这是多么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文圣”走出去，“武圣”照样可以走出去，而且可以走得更好。其实，大量的少林和武当弟子在海外开设武馆，就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多少洋弟子在接受中国的传统的“武圣”文化？关公不正是中国文化走国门的又一出发点吗？

海外华侨工作千头万绪，抓住关公信仰这一条，就是统领华侨工作的纲，纲举目张，天下归心。

 四、以关公文化抵制邪教入侵

    许多学者认为，当前农村邪教风行，还有许多农民都信了上帝，人们对此忧心忡忡。毫不奇怪，正是农民信仰的缺失，导致了邪教和外来宗教乘虚而入。我们与台湾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台湾基督教风行一时。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关庙和关公信仰遍及全岛，外来宗教从此风头不再。反观我们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信仰正在被打着“普世价值”幌子的外来宗教所蚕食，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事实说明，正能量的缺位，负能量必然去占领，这也许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我们有强大的文化原动力来抵御另类文化的入侵和破坏，关公文化就是其中之一。相信台湾信仰的变化，会给我们提供借鉴和启迪。

对一个流传千年的文化研究，以上观点难免以偏概全。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敬仰关公的人们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推广，共同投入对关公文化的研究之中，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让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发扬光大，成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2015年3月9日于京北舂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