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關公及其一生，留下許多傳奇，在《三國演義》中已多有敘述，甚至也有部份顯聖的傳說紀錄，這一切的一切，在他去世百年之後，被後世一步一步推到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後來更成為世人尊崇的神祇。關公在世是三國時代蜀漢的重要將領，允文允武，忠義凜然，除了列為國家祭典外，也一直是民間信仰及供奉的對象。可說在中國五千年文化以來，文有「文聖」孔子，武有「武聖」關公，足見其歷史價值及地位。當我們懷著崇敬心情，邁進那松柏森森的關廟時，在學詩學禮之餘，如何較前人對關公文化有更深刻的體認與更高遠的思考，正是我們提昇關公學術地位刻不容緩的嚴肅課題。因此唯有讓世人具備正確的理念，透過宣講與學習，讓世人真正了解關公的精神與忠義的真正意義，使宮廟文化不斷提升，這樣關公信仰才會持續興盛。本文嘗試藉由「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對社會所產生的正面意義，以及如何達到與現今宮廟文化進行無縫接軌的紮根落實進行探討，希冀達到共存共榮、向上提昇的雙贏局面。
關鍵字：關公、忠義精神、故事、宣講活動、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
一、前言
在中國，人們對關公的信仰十分普遍，關公廟遍及各地。事實上，不只是中國，中國的鄰邦像是韓國、越南、西藏等地，也都有信奉關公的習俗。千百年來，經過歷代君王的封謚，和戲曲、文學的流傳，一個對國以忠、待人以仁、處事以智、交友以義、作戰以勇，代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關公出現在世人面前。如此一位三國勇悍的武將由凡人變成帝王親賜的關公，凝聚在關公身上而為萬世共崇的忠、義、信、智、仁、勇；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滲透著儒學的春秋精義，併為釋教、道教教義所趨同的生命價值觀，這就是彪炳日月、大氣浩然的關聖文化忠義精神之表徵。本文嘗試藉由「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對社會所產生的正面意義，以及如何達到與現今宮廟文化進行無縫接軌的紮根落實進行探討，希冀達到共存共榮、向上提昇的雙贏局面。
二、關公的生平簡介
關公本名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州人，生於東漢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關公幼年時，即熟讀春秋左氏傳，由於留有長鬚，人稱美髯公。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關公因斬殺惡豪呂熊而逃亡到涿郡，當時正逢劉備在招兵買馬，由於與劉備相談甚為投機，便投入劉備的旗下；並與張飛三人於桃園結為異姓兄弟，先後參加了幽州太守劉焉、中郎將盧植、校尉鄒清和校尉都亭侯公孫瓚的軍隊，與黃巾起義軍作戰。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劉備依附公孫瓚，被任為平原縣(即現今山東省平原縣)令，後領平原相，關公與張飛被分封為別部司馬，統領郡屬的軍隊。
漢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與陶謙爭奪徐州，劉備援救陶謙，被派為豫州刺史。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術攻打劉備，劉備與關公在淮陰(也就是現今的江蘇省盱眙縣、淮陰市)與袁術交手。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一月，劉備、曹操聯合擊敗呂布，曹操斬殺呂布於下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劉備派關公斬殺曹操陣營徐州刺史車胄，並佔領徐州。劉備任命關公鎮守下邳(即現今江蘇省邳縣東)，行太守事。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打劉備，劉備戰敗逃亡依附袁紹，關公及劉備的妻室被圍於下邳，關公為保護皇嫂只好被迫向曹操投降，並被曹操詔為偏將軍，曹操待關公以厚禮。同年四月，曹操與袁紹交戰於白馬(即現今河南省滑縣東)，關公於千軍萬馬之中斬殺袁紹陣營大將顏良，被曹操封為漢壽亭侯。同年七月，關公得知劉備在袁紹部下，便立即掛印封金，拜書告辭，隨之與劉備奔往汝南(即現今河南省汝南縣東南)聯絡恢復漢室破曹之計。
袁紹在官渡一戰兵敗。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九月，曹操南征劉備，劉備與關公歸附荊州的劉表，駐軍在新野(即當今河南省新野縣南)長達7年之久。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關公、張飛為了中興漢室大業，三顧諸葛亮於隆中之草廬，請得諸葛亮為軍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同年八月，劉表病逝，次子劉琮向曹軍投降，劉備離開樊城之後奔往江陵(即現今湖北省江陵縣)。關公率領水軍到江夏向劉琦(劉表長子)求援，此後與劉備會合於沔江夏口(即現今的湖北省武漢市)。同年十一月，經過諸葛亮與魯肅等人多方的協商，孫權與劉備聯合在赤壁(即現今湖北省蒲圻縣境內)大敗曹軍，劉備得以占有荊州江南四郡，關公亦參加此一戰役。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東吳軍事統帥周瑜病死，劉備從孫權手中借得荊州江北諸郡，任命關公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帶兵屯駐江陵。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備應劉璋之請率領軍隊西征入川，諸葛亮留守營中、由關公鎮守荊州。次年，曹操率領大軍擊退東吳，關公執行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與曹將樂進、于禁交戰於青泥(即現今今湖北省安陸縣東)，擊退了曹兵的進攻。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進攻雒城(即現今四川省廣漢縣)失利，緊急調派諸葛亮、張飛、趙雲等人入川支援，留關公獨守荊州。同年六月，劉備攻克成都，自領益州牧，正式任命關公為都督，總督荊州事務。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孫權向劉備索要荊州，劉備藉故推託，吳蜀之間的矛盾加劇，孫權派往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官吏盡被關公所逐。孫權派呂蒙襲取長沙、桂陽，劉備親率五萬大軍順江而下與孫權爭鋒，關公亦帶領三萬精銳部隊進軍益陽(即現今湖南省益陽市西)與魯肅對峙，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同年二月，曹操攻打漢中，劉備擔心益州失守，便派遣使者與孫權講和，雙方商定以湘水為界，以東的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屬於孫權所有；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屬於劉備所有。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擊退曹操佔領漢中，自稱為漢中王，封關公為前將軍、假節鉞，列為五虎上將之首。同年八月，關公乘孫權與曹操交兵之際，率領主力北上攻打樊城、襄陽，放水淹殺曹軍，斬殺曹將龐德，威鎮華夏。就在關公士氣高昂的時候，同年十月，孫權遣派呂蒙抄其後路，襲取荊州。關公腹背受敵，軍心渙散，處境危艱。同年十一月，關公從樊城撤軍，企圖奪回荊州，途中連連遭受吳軍呂蒙的截擊，部屬走失，戰鬥力大減。關公見奪回荊州無望，且戰且退，先抵達麥城(即當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南)，欲逃往西川與劉備會合。同年十二月，關公從麥城敗退到達沮章鄉(即現今湖北省安遠縣北)，被孫權所派伏兵馬忠所擒，與其子關平同時遇害。
關公本為歷史人物，在陳壽的《三國志》中，記述關公的事蹟，大都為類似描述一般歷史人物一樣，照史實撰寫，平鋪直述，無任何誇大之情事。但是現代的人對於關公的瞭解，大部分來自明朝羅貫中的章回小說《三國演義》。在此部小說中，對於關公的性格、事件的描述，不單比《三國志》豐富、而且正面許多，這對於日後推動關公的神格化，無形中形成一股很大的助力。羅貫中對關公的尊崇，可由《三國演義》的字裡行間看出端倪，第一回，關羽剛現身時，劉關張欲救盧植時，已開始稱關羽為「關公」，足見作者對關公的高貴情操充滿恭敬之情，並在其中多處著墨描述其忠義及神蹟。而關公及其一生，留下許多傳奇，在《三國演義》中已多有敘述，甚至也有部份顯聖的傳說紀錄，這一切的一切，在他去世百年之後，被後世一步一步推到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後來更成為世人尊崇的神祇。
但關公生前的職位僅為將軍，「漢壽亭侯」也只是一個鄉鎮級待遇的封賜，在其去世之後，蜀漢因遭逢劉備崩殂等戰亂，對其功績的褒揚也因此被擱置一旁；直到蜀漢後主景耀三年(公元二六0年)，才被追諡為「前將軍、壯繆侯」，這是關公去世後四十年的事情。儘管諡號主要是對於一個人生平、功過的評價，但與神格化還有一段差距，因此真正得到官方大舉推崇及認可的時候出現在宋代，關公去世後的八百多年，被北宋宋徽宗連升三級，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寧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義勇武安王」；南宋高宗時，封其為「壯繆義勇王」。元代文宗，封關公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朝神宗時，諡封為「三界扶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公」。此時關公的封諡，已從三國時代的「侯」進到宋代的「公」到了明代，甚至被封為「帝」，一直到清代，此封諡達到極盛，清德宗光緒年間，更出現了「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讚宣德關聖大帝」等二十六個字的諡號。關公之所以被廣為推崇，分析其原因，本是執政者為了安定民心，鞏固自己地位的一種手段。以宋代而言，是一個文化衝突非常嚴重的時代，自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確立了宋代文人領軍的基礎，卻也肇生許多弊端，加以北方有遼國的威脅，內憂外患，造成了政局異常的不穩定，民心也開始浮動。此時宗教扮演了一個安定社會的角色，第一個被想到的就是關公；因其忠義精神廣被讚揚，加上人民的高接受度，於是藉由褒揚忠義的精神，提醒民眾對皇帝的忠誠。其實無論在宋朝，還是在明清，此種作法效果始終有限，有時更造成反效果，導致人民對政府的反感。但是歷朝對於關公的推崇，使其達到空前的地位，遂成為歷史上民眾在政局混亂時心理上依托的演進。
三、關公道德文化對現今社會人心的影響
歷代以來，主政者一直表彰關公的「忠義」，將其高舉在上，成為民眾立身處世的楷模。其實除了忠義之外，關公終其一生，以儒家的「五常」為本，即「仁、義、禮、智、信」，發展出了八德，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就儒家的精神而言，所謂的五常，就是道德的依據、人性的根本，「常」有「經常、平常、日常，萬年不滅，千古不變」的意思。五常在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為人民百姓平日所奉行的倫理道德依據，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深植在每一個人心中。其中仁就是「忠恕」、「博愛」，人類最早接觸的愛為父母親，能夠做為回報的就是「孝」；所以孝也是仁的基本，如《論語》所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另外《孟子》也記述「能奉口體之養是小孝，承親之志是謂中孝，喻親於道是大孝」。因此關公移孝作忠的表現，是為國盡忠、為民族盡大孝；正所謂義者，宜也，是指正正當當的行為，實際上便是仁之外在表現，不能離開仁而存在。此行為表現於君臣相處之道上，便是沒有二心，即是忠；表現在做人處事之道，便是無我，也就是廉和恥。「禮」與「仁」更是互為表裡，仁修於內，禮現於外，仁以禮為本，禮為仁之用，仁強調的是個體身心性命的修養，禮強調的是社會倫理道德。儒家強調「三綱五常」[1]，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孟子亦有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由此可知，儒家所謂臣對君的「忠」是以「禮」為前提的。董仲舒也稱「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2]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3]這是上天的安排，是永恆不可改變的，臣對君的「忠」是無條件的。另外在朱熹理學的核心價值就是：天理與人欲、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道心與人心、公與私、義與利、王道與霸道。其中天理、天地之性、道心、公、義與王道等皆是屬於積極、正面意義的價值；人欲、氣質之性、人心、私、利與霸道等均是屬於消極、負面或應被消滅的價值。就關公的文化道德來看，關公的精神是圍繞著「義」字而流芳萬世，其精神象徵有兩種。在狹義方面，是指對國家和君主的忠義；在廣義方面，是指人與人之間平等而真誠的對待，包括不忘故舊、見義勇為以及道義精神。「義氣」是一種交友之道，也是一種社會倫理，其具體的特徵是光明磊落，慷慨大度，既包含互助意識，又富有仁俠精神。對朋友親如手足，對社會群眾則急公好義。[4]關公的「忠義」精神是相當普遍且深入人心的情感，它顯示公平與正義的氣度，因此後人不論是結交朋友、做生意或拜財神，皆以關公為典型。甚至民間傳說黑白兩道也都敬奉關公為神。總而言之，關公的尚義精神，不僅符合儒家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以及重義輕利的觀念，而且也是中華文化的表徵之一。[5]因此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山東有孔夫子，山西有關夫子」。從關聖帝君與孔子並稱，便可了解其地位之崇高；同時關聖帝君也是唯一一位超越儒、道、佛三教界限的人，儒家稱其為聖，佛教崇為伽藍護法、蓋天古佛，道教稱為協天大帝、三界扶魔大帝。再加上關公在世是三國時代蜀漢的重要將領，允文允武，忠義凜然，除了列為國家祭典外，也一直是民間信仰及供奉的對象。可說在中國五千年文化以來，文有「文聖」孔子，武有「武聖」關公，足見其歷史價值及地位。
但近年來由於功利主義社會掛帥，造成許多人的認知與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台灣早期的農業社會時期，甚至是六○、七○年代期間，民風純樸善良，老百姓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及影響，克己復禮，言而有信，在上位者更是戰戰兢兢，不敢背信忘義，這就是古人所云的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只是現今的社會強調功利主義，只講利益好處，不論是非道義，派系營私，一切講交換條件，如果對其企業或個人沒有好處利益便調頭走人，更別論是非曲直。其實這與關公的忠義精神有所違背，想當年關公對漢世宗親劉備的絕對忠誠不二，令人尊敬推崇；因為只要隨便點頭示意，便有許多機會可以接受曹操甚至其他諸侯的高官厚祿，但關公卻私毫不為所動，這種忠臣不侍貳君的超高道德標準，已經是超凡入聖。反觀現今社會許多人不是腳踏兩條船，便是有奶即是娘的絕對現實主義者；有些甚至為了一己之烏紗帽而口是心非，違悖天理正道。這些人物從歷史的洪流來看，不過是牆頭草一類的投機份子而已。可見現今社會早已淪落成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情況，翻開報紙看到的不是被好朋友倒帳出賣的事件，就是朋友彼此之間為了一點小事就反目成仇，斤斤計較，深怕自己吃虧上當。我們的社會如果能夠多一些像古代重信講義，君子之交的好友，大家對人性的未來就會更充滿光明面；所以如何教育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擁有正確的人生觀與道德觀，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課題。只是知易行難，需要所有在上位者以及師長父母，都能以身作則來帶動萬法由心、眾善奉行的天地正道，以蔚為普世的價值與社會風氣。
畢竟人生於世，乃是所有人極盡心力共同成就這物質豐富的現代化社會；在這什麼都可能實現的時代，什麼都瞬息萬變的社會，造就這可能變化萬千的景象，均是由人心之所致。由人心之所致，所成就的事物或榮耀，若心念無可遵行堅持之原則，則漸漸會被所持有、所創建之事物所奴役，漸漸亡失本心。當初困頓而發心所向善，繁榮後之墮落亦由心念所致之。若心念有所準則可依循，能有評斷基準以為決定，自然可以遠離惡事，不必面對不必要的煩惱困頓諸事。正所謂「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反省思考此事之所為，以為亡羊補牢或防微杜漸之方，乃在人心念所依循，使起心動念有所準則。因此於易變紛亂之現實情況，找不易恆常之準則，可從宗教或往昔聖賢經典中尋之。而關公傳世經典與相關歷史事蹟之訓示，正是作為現今社會培養正確信仰觀念的重要準則。誠如《桃園明聖經》所云「希賢希聖由天命，學禮學詩聽自然」。悠悠歲月，逝而不返。當年希賢希聖的關公，赤面騎赤馬廝殺疆場的雄壯場面、青燈觀青史夜讀《春秋》的感人情景，以及忠心守忠義報效蜀漢的浩然氣節，現都已化作歷史的陳蹟。但是，「忠勇精誠文武雙修儒將，春秋熟讀綱常俱備聖人」的關公所具有的以及被後世所疊加的那些道德觀念和道德精神，卻成了中華傳統文化中一份沉甸甸的豐厚遺產。「行腳此堪留有紺宇精藍大庇行腳，天心猶未悔要善男信女共挽天心。」當我們懷著崇敬心情，邁進那松柏森森的關廟時，在學詩學禮之餘，如何較前人對關公文化有更深刻的體認與更高遠的思考，正是我們提昇關公學術地位刻不容緩的嚴肅課題。
四、成立「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緣由
關公所傳世之《桃園明聖經》、覺世真經等經典，其中諄諄教誨者，不外乎教化人心，常以孝悌忠義為準則，禮義廉恥為根本，固然為老生常談、亦常被視為陳腔濫調，但其效用卻如同清淨水源及空氣般沁人心脾，更示其日用益彰之效用，自然日行漸漸得見功，得以趨吉避凶，漸少煩惱亂心田，臨危處境轉為安。也由於為尋常之言，才得以行之。即便為陳舊之言，卻是恆常不變之真理，故得以歷久彌新而奉之。但是如果我們仍持續以一種思想、信仰，甚至是一種宗教來理解「關公精神」；或仍持續以四書五經、佛道典籍，乃至民間俗信的文字語彙來架構詮釋「關公精神」，那麼談到如何弘揚關公文化精神，以推廣正信與提升內涵等問題，就不免會造成侷限而終究難以有所突破。這些侷限，約略可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對異教徒的侷限。如果「關公精神」是種信仰、是種宗教，那對於異教徒來說就不免造成疏離。
第二是對正式感的侷限。當談及「關公精神」，就讓人有正襟危坐且有必須使用嚴肅文字的壓力時，那也就不利於日常生活的討論與實踐。
所以我們必須在方法論上去尋求突破，必須重新認識「關公精神」，必須將「關公精神」重新定位架構。 當然，這些重新定位的努力，必須符合「開放性」的精神，必須是兼容並蓄的。也就是說，絕不是要把「關公精神」從是一種「宗教」改定位成是一種「學說」，從而再次定於一尊神祇而封閉起來，因為這會再次將屬於非我族類的「異教徒」推到「他者」的位置。
在中國思想史上，諸子百家各有其固定的信眾與追隨者，而關公精神以孔孟為宗，作為儒學的「粉絲」(fans)，不選擇打扮成孔孟的樣子，主要也不是針對儒家經典來做演繹補充。而是選擇了一條身體力行的路，終生以實踐「仁義」為主要職志。也就是說，相對於一般喜愛儒學、孔孟思想的人來說，關公不只是一個接受者、閱聽者，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行動者；關公最大的貢獻就是表現在對「仁義」視覺化問題的突破上，以實踐來生產自己對「仁義」的詮釋。當我們看到關公、提到關公，我們不會說他與孔子、孟子長得很像；但我們一定會說關公就是代表正氣、是忠義的化身，也就是說關公等同於「仁義」一詞。 當然關公固然對「仁義」的視覺化做出了最原型與最重要的貢獻，但是我們也不宜忽略了其他同樣對「仁義」著迷的同道之努力。畢竟千百年以來，關公精神與「仁義」的連結，還是得助於這些同道不斷透過「再詮釋」的方法，而使得這樣的「視覺代換效果」得以定型與更加穩固。所以在「關公精神」之民間書寫中，還有幾個重點值得注意：一是老嫗能解的文字語言之使用；再則是民間書寫不限於是文字，也可以是戲曲也可以是歌謠；第三是關公「聖像」以及相關圖畫的使用，這點對「關公精神」能普及到識字人口以外的範圍，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另外降乩扶鑾系統的作用也值得重視，透過鸞書訓示的演繹，其中充滿民間教化的故事，以及成仙成佛的典範，不僅以士人為中心，更逐漸向其他階層推廣的傾向，既流行於官僚貴族，也流行於農工商之間。這使得鸞書所言，成為不問貴賤貧富皆可奉行的民眾道德，具體呈現了庶民化的性格。當然宣揚「關公精神」最顯著的成效，莫過於是三國故事的長盛不衰。
從公元184年到280年這將近一個世紀的大時代裡，東漢末年到三國鼎立這中間的俊傑作為、思想、精神、氣質和謀略，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成長史上一筆珍貴的財富。三國歷史故事的波瀾壯闊，栩栩如生的演繹了中華民族以四書五經為圭臬的核心價值觀，體現了以家庭、家天下和兄弟結義為組織資源的群體生活方式；再加上陳壽的《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如實反映三國時代風貌和傑出人物的精神氣質；以及《三國演義》綜合了正史、野史和民間曲藝的素材與智慧，集歷史知識之普及、道德教化、文化傳播、文學欣賞和藝術娛樂等諸多功能於其中，堪稱為一部長篇史詩巨作。而在這其中特別凸顯的關公故事，不但具有經典的示範價值和恆久的案例效用，更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成為高臺教化和臣民教育的典型素材。
然而在越來越現代化與多元化娛樂方式的衝擊下，傳統臺灣民間農業社會中所謂「聽講古」的民間娛樂已逐漸凋零；隨著時代的轉變，近現代人們獲得故事的來源，除了少數的床邊故事之外，絕大部分可能是藉著看故事書，或是來自多媒體(收音機、錄音帶)的傳播。進入廿一世紀之後面臨所謂E世代當中現代化與多元化的傳播媒介，傳統單純聽別人講故事的娛樂性實已不足以吸引現代人，正如劉守華在《故事學綱要》中所論述的觀點：
民間故事與現代文明，一般說來，口頭講故事的活動會隨著現代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衰落。目前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農村封閉停滯、古樸寧靜的生活型態被打破，生活節奏加快，使開展故事活動的機會大大減少；現代文化的衝擊，書刊和視聽文化的普及，使得人們的文化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削弱了口頭故事的吸引力。可是它作為緊密伴隨著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口頭語言藝術，卻很難完全消亡，只是它的型態會有所改變，在人們文化中的生活地位會有所降低就是了。[6]
因此現代講故事的型態，已很難排斥要與現代的書刊或是視聽文化有所調合，如此也才較有吸引力，同時方能作為緊密伴隨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具有娛樂性的口頭語言藝術。
故事一詞的取義，最早可追溯到《史記‧三王世家》之記載：
以及《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云：
民間文學範圍極大，分類方法亦多，按體裁則無非散文、韻文及散韻混合三種。散韻混合包括曲藝和民間小戲；韻文有民歌、史詩和民間敘事詩、諺語、謎語等；散文則是廣義的民間故事，包括神話、傳說、生活故事、幻想故事(童話)、寓言和笑話等(後四類即一般所指的民間故事)。[10]
只是在傳統農業社會「聽講古」環境已難復存的臺灣現代，或許有人會認為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講究科學與實證的原則已變得越來越重要，那麼「講故事」這件事情是否已經退流行，甚至是過時了呢？《文學批評術語》一書中有很清楚的解釋：
為什麼我們需要故事且還那麼欣賞它們？亞理斯多德在《詩學》的開頭給出的答案是雙重的。我們之所以欣賞模仿(虛構)，有兩個原因：其一，模仿是有節奏有秩序的，而人們能自然而然地從有節奏的形式中獲得愉悅；其二，人們可以透過模仿學習，而人們從學習中獲得愉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們從故事中學習什麼？我們(以之)弄清楚事物的屬性。我們需要故事以檢驗不同的自我和學習在現實世界中找到我們的位置，並且在那個位置上演好我們的角色。[11]
由上可知，即便是在物質生活發達的現代，人們的內心深處仍是渴望故事那引人入勝的一部份的慰藉與需求；因此即便是時代隨著時間的進步與變遷，故事仍會調適其型態繼續傳承下去。
再加上在華人生活圈中對關公的信仰可說源遠流長，由來已久。雖然有些對關公的偏頗認知，包括個性上的剛而自矜，因而恃才傲物，拒婚辱使，外交不圓，甚至破壞蜀、吳聯盟，導致「大意失荊州」，以及蜀主劉禪諡封「壯繆侯」褒貶不一之詮釋。這些其實都是關公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甚至可以說因為有這些可供探討、辯解的論點，才使得過去人們在茶餘飯後的談古論今，更增添了許多話題與樂趣。只是嚴格來說，「關公精神」與「關公文化」的源遠流傳，其實是建立在關公的聖義人格之上。關公之所以能為華人社會所認同、稱道，最重要的是其「義薄雲天」的聖義人格，所體現出傳統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所以才能廣受推崇，深入人心，並成就了關公的神聖地位。以華容釋曹一事為例，就關公而言，關、曹相遇華容道，敵我分明，正是揚名立萬之際。但感於春秋大義，關公寧受軍法處置，犧牲性命換取釋放曹操，不完全是為了報恩，以義報義才是主因，這是關公「聖義」的極致表現。此因他人殺曹操是為義，關公殺之則為不義；關公可殺曹操而不殺，實為仁義，此即「聖義」之所在，「義薄雲天」的聖譽實至名歸。因此當我們在傳衍、講述關公故事的同時，對關公文化精神與道德典範之流傳，均有詳細解說的必要。有鑒於此，中華道教關聖帝君弘道協會陳總會長與中華關聖文化世界弘揚協會黃理事長，秉持著凝聚學術界對關公信仰認知提昇的必要，以及宗教界發揚關公文化的學術價值，因此特別成立「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其意義便是欲本著求真的精神，對於已考證歷史事件詳加宣講，以弘揚關公不朽且足堪為世人典範的人格特質。
「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與忠義人才培育學院共同成立，目的除了協助臺灣各宮廟培訓專業講師人才，以強化各宮廟的師資陣容，達到能在廟廊中對關公文化與道德精神，透過故事宣講方式加以推廣的理想願景。若能以此為基礎，將良善的榜樣推廣到世人面前，相信一定能夠對其他神明的信仰產生移風易俗的導向。同時就淳化社會、改造人心的功能而言，關公忠義信仰與文化精神所能發揮的教化功效，並不亞於政府的學術與教育方式。因此唯有讓世人具備正確的理念，透過宣講與學習，讓世人真正了解關公的精神與忠義的真正意義，使宮廟文化不斷提升，這樣關公信仰才會持續興盛。「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正是希望大家能夠為忠孝節義精神的再度發光發熱而共同努力，讓正信之觀念能持久又廣遠的流傳於世。
五、「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對社會的正面意義
一般而言，宣講活動的沿革，多出現在鸞堂的扶鸞活動，將鸞文作為宣講勸善、教化庶民的宗教活動。「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便是希望在勸化教化的形式上，與單純發行善書、宣講勸善的俗講方式有所改進；透過學術界專家學者的講授內涵，使信眾與善知識在文字造詣與文史常識的能力上減少疑義，進而能夠成為推廣宣化的種子橋樑，這對於宣講活動的普遍可說極具有正面意義。由於透過宣講內容的詮釋，來消除人們心中的盲點，並且建立信仰上的共識，進而轉移到行動層面的彼此結合，以及實際深化彼此之間的關係，似乎較傳統的理念結合更勝一籌，因此對於關帝忠義精神的宣講，特別聘請了一批能夠凝聚忠義之氣，為關公正義發聲的學者專家，將關公文化精神與道德典範之流傳，以故事敘述的方式詳細解說，希望促成關帝忠義精神推廣宣講理念之順利運作。
因為自春秋以降，儒家精神成為社會百姓的行為準則，但廣為人所熟知的各種行為實現，卻是在三國時代的關公被落實。關公一生熟讀《春秋》，各種行為準據，以儒家思想為準，也因此成為人民心靈的寄託，在《桃園明聖經‧經序第二》中更有「孝弟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等字句，指導後世信眾為人處世的道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陳瑛就曾指出「尊崇關羽首先不是要乞靈於他的神力，而主要是崇拜他的倫理道德」。對此尹韻公也認同「與其說關羽是一個名聲顯赫的歷史人物，還不如說關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某類道德形象的完美寄託」。兩位學者不約而同承認關公的道德人格是「神格化」的主因。歸結關公在三國時期的實際風範與傳世之經典《桃園明聖經》[12]與《覺世真經》中的觀點來看，主要是「忠」、「義」兩字，因此下文試以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義」、「禮」，列舉關公的相關故事，以了解其忠義精神是如何對世人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仁
儒家對於「仁」有許多解釋，自孔子以來，「仁」即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即「忠恕」、「博愛」，「仁」的基調即是「愛」，孟子亦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因此仁為同情心、慈悲心的發揚，在家庭，就是孝順父母，兄友弟恭，推廣到社會層面，便是「博愛」、「大愛」，也就是推己及人，替別人著想，廣義的來說，仁也是表現無我的精神，內容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道德教目。關公移孝作忠，報父母養育之恩，其後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誓言「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三兄弟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劉備若稠人廣坐，兩人必侍立在旁，由此可見關公寓「仁」之精神於生活之中，並同時發揮了「孝、悌、忠」的本質。
(二)義
義者，宜也，是指「正正當當的行為」，孔子主張「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孟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義」表現在平常處事之道，其實就是廉和恥。曹操進攻徐州、小沛，關公死守下邳最後退屯土山，並留下了「屯土山約三事」之美談。[13]這說明了關羽忠肝義膽的精神，一為降漢不降曹，二為保護兄嫂名節，三為不辭千里尋兄。曹操雖盡數答應其條件，實則以為緩兵之計，並於關公入曹營後，賜良宅，封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並贈美女錢財，企圖收買。但關公不為所動，在得知劉備去向後，立刻封金掛印，不留戀任何金錢和權位，毅然決然尋找兄長，使曹操只能感嘆「真義士也」。
(三)禮
禮者，履也，最初是指事神致福的宗教行為，春秋時期，孔子鑒於各種體制紊亂，出現臣弒君、子殺父、少凌長、庶廢嫡等行為，因此為禮正名，復興禮樂等典章制度，並主張「克己復禮為仁」，認為「仁」的內涵是不斷克制自己的衝動，使行為符合「禮」的要求，人的一切行為都以禮為標準，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關公與曹操屯土山約三事時，其中提到「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保護兄嫂的安全及名節，不過，在行軍途中，曹操藉口館驛房間不足，使關公與二位嫂嫂共處一室，企圖破壞君臣之禮及嫂叔之倫，但關公秉燭達旦，立於戶外，夜讀《春秋》，堅守「禮」之規範，除去嫌疑。如此偉大之情操，於細微之處可說是表露無遺。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加以體認，古來今往，歷史上出現過的忠臣何其之多，為何關公的忠義會受到歷代君王冊封及褒獎，以及廣大民眾信仰，進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忠義典範。除了關公的勇氣不單純只是戰場之上的神武威勇，從儒家思想道德核心的仁、義、禮等的觀點深入分析，關公的品德舉止完美表現出儒家君子人格內涵，屬於人性的最高境界，故「忠義」是關公文化之君子人格實踐。因此綜上所述，關公可說是以其道德人格與忠義精神成就其超越宗教派別的神聖地位，若說關公是中國信奉最廣、信徒最多的神祇也並不過份；因為除了政府的正式冊封祭祀外，在宗教方面，儒、釋、道三教皆對關公頗為尊崇，稱得上是唯一橫跨三教的神祇。道教尊其為「協天伏魔大帝」，亦即為協助玉皇大帝的首相，並掃蕩人間妖魔；儒教稱其為「山西關夫子」，並將「文衡聖帝」（即關公）列為「五文昌」之一；佛教智者大師建玉泉寺尊其為「伽藍之神」，後由宋哲宗賜號「顯烈」；鸞門則尊其為「蓋天古佛」。這些因素遂使原為武將的關羽從原本民間稱奉的「關公」正式成為神祇的「關帝」。而關公信仰與一般宗教不同之處亦可由下列數點加以說明：
1.為現世的信仰：祈求的是當生當世的忠誠信實，而非尋求來世的天堂；要求的是今生的忠孝節義，對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行為規範，內心義行的約束，而非天堂之期望，或地獄之恐懼。
2.為行事的反省：最重視的就是如關公般的篤行踐履，而非求神佛的庇佑。要求的是自我反省，一切反求諸己，反身而誠，如果自身不忠不義不仁不勇，自然受到神祇的責備與懲戒。
3.為俠義的精神：一般宗教常要求信眾忍讓或行善，但是關公信仰強調的是行俠仗義，躬行實踐俠義精神，主持正義，因此軍警願捨生忘死除奸驅邪，商人不會見利忘義，反而以義得利，因信經商，正符合「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之說法。
4.為異姓的結拜：關公信仰強調桃園結義，異姓結拜的生死之交，打破了一家一姓的血緣私心，跳脫家族企業不傳賢，因而人才難求的困境，強調異姓也能同生共死，使社會的結合有更寬廣的機會。
5.為宗教化的儒家：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使得儒家思想一直只存在知識份子的精英社會中，關公夜讀春秋，使得鄉里俗人也以春秋為聖經寶典，因而由信仰關公，同時崇奉孔夫子，使文聖武聖同為華人社會信仰之主流。
由此可知，關公信仰有儒家思想為根本，一方面不至流於通俗迷信，一方面更成為推動儒家道德思想的動力。然而敬仰關公，必須要熟悉歷史，雖然許多人了解三國故事，與歷史事實有一定的出入，但他們畢竟知道了許多的「忠義」觀念以及「仁德」標準。這些既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澱，又對其後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民眾對關公的膜拜，早已是普遍的心理寄託。
而現今在臺灣延續以媽祖、關公、城隍爺等眾神為主的廟宇造像或作為民俗活動的依據，同時大量展開信仰諸神的行動，以各神的文化藝術特色，作為信仰的主軸。這是因為宗教信仰是人類源發的心理因素，對自然的崇拜，對未知神秘的追求，或是祈求安福；進一步來說，因為個人信仰的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宗教產生，自然就有不同信仰的內容，人們的藝術情緒，也會依照內容創作出不同的風格。在這當中關公文化以「忠義仁勇」作為道德楷模精神，宣揚方式也拉開了人間與神祇距離的神祕面紗；並且隨著時代的進展、人性的崛起，宗教信仰從神性化到人性化，使關公文化成為宗教傳統一種新的「文化創新」形式，實因關公的藝術形象既以其歷史原型為基礎，而又大大超越了其歷史原型，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更甚而之透過民間文學的形式，以戲劇、小說等敘事手法把關公文化的神聖內涵，生動活潑的使位居社會邊陲的宗教文化，在世俗階層廣泛不理解或是不相信宗教民俗的社會大眾，有一個親近傳統宗教與信仰文化的機會。以佛教宣講的關公故事為例，[14]儘管關公與韋陀菩薩同為護法守護之神，但關公廣受民眾的崇拜奉祀，關公精神也在中國廣闊的時空背景下不斷積累同時深入民心，這正是神佛形象民俗化且深入中國民間社會的顯著例證。[15]關公神格的紛雜多樣[16]，不但反映了民間信仰的駁雜，也是關公廣受各階層百性信賴與崇敬的表現；而關公能深受民間崇敬，這自然與忠義精神的表現密切相關，[17]在關公形象民俗化的過程中，經由故事的宣講與傳頌，凝聚了民眾對忠義精神的重視與情感，可見在時代的層累下，關公與民眾的生活越貼近，其民俗化的形象越強。
然而臺灣社會由於經濟的提升，帶動社會型態的轉型；資本社會的功利主義抬頭，促使人們朝向享樂主義的拜金思潮，原本依靠精神價值的扭曲與傳統道德的趨向沒落，造成社會越來越多的脫序現象。由於社會亂象的持續，使得人們重新返回傳統宗教以追求心靈平和，因此民間信仰的相對盛行，其實正是推廣關公文化與道德精神，以達到撥亂反正、覺世勵民等正面效益的良好契機。只是臺灣人樂於投入宗教信仰與捐善贊助，但民間信仰往往形成「有廟無教」的現象，這種缺乏教化人心的實務問題方面，無論是宗教界或是學術界都是不容忽視也不應迴避。「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正是經由標榜神聖性與道德性教化的同時，搭配學術義理的觀念融合並導正出人們健康價值的人生取向，對社會偏離不理性的現象做出糾正與勸化的準則。綜觀歷史上的宣講活動，以官方主導的制式宣講，旨在指導人民行為規範，促其社會安定；同時加強控制人民思想，以穩固帝國皇權。而由民間自主發起的俗民宣講，旨在針對官式宣講之八股僵化提出反思，輔王法不足之餘，扮演社會底層之眾要教育工作。撫古思今，官式宣講容易陷入強硬臣服之窠臼，俗民宣講也常因道聽塗說、人云亦云而衍生以訛傳訛的錯誤思想。因此如何透過「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宣講活動，來推動教化人心之工作，同時倡導生命教育的社會關懷；在避免僵化與訛傳對普羅大眾造成不良影響的同時，提出社會呼籲來啟發道德認同，藉以喚醒人們心靈內在本真的感動，並且推動傳統倫理價值的承繼與銜接，以對應現代社會道德倫常的式微崩解，可說是「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在宣講普化、教導黎民時所必須凸顯的理路精神。
筆者以為，透過關公文化精神與忠義故事進行道德推廣與人心教化的工作，可從多種角度分析其可能達到的正面效益。分別敘述於下：
(一)文學方面
以關公故事為宣講主題的基礎，透過文學的表現手法，不僅角色形象已經歷千百年的演變而產生典型化的獨特造型，使民眾有顯著的追隨與尊崇目標。其次透過腳本、說話、小說等敘事系統的演繹，加上正史資料的規律統整，提供有興趣深入研究的民眾完整的知識涉獵與灌輸。最後經由民間戲曲、圖像以及雕刻藝術等多樣化的表現手法，即便是目不識丁的信眾，也能透過口耳相傳的表達方式，充實自己的內在素養。
(二)民俗方面
藉由關公信仰民俗化的傳承，在歷史人物與神佛形象並不顯著的隔閡距離中，一方面凝聚人民傳統的情感，同時在節慶祭儀以及傳統習俗的過程中，喚起群眾集體的記憶。同時在世代傳承的共享價值中，透過共同的關公文化與道德精神，能夠化解個人欲望與文化規範之矛盾，並且提供宗教信仰上傳播推廣正信觀念的良好媒材；在緬懷關公由人而神至聖的位階提升過程中，也可反映人類追求無限進步可能的需求希望，以此導正人心的走向，應是可以預期的正確成效。
而在關公忠義事蹟與三國故事的宣講傳播上，受到現今科技發達的助益，無論是電視劇、歌曲、遊戲、玩具……等等素材資源的廣佈，若能再透過「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推波助瀾，筆者以為所能成就的效益除了活化教義的功能性之外，藉由視聽娛樂的柔和宣導功能，以及隨著故事情節的高潮迭起而引發審美感興的功能；同時還能夠視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的流行風潮，達到易記傳播的功能，甚至還能夠藉由周邊產品的推廣與販賣，刺激消費、提升經濟成長，達到反映民生的功能。若能更進一步得到政府的支持，搭配現有的民間資源，對應社會時事趨勢，提出適切時代社會之道德呼籲和移風化俗之箴，相信定能為「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宣講活動營造出反映中華文化傳統與符合社會道德呼籲之氛圍，如此必能達到更為良善、超乎預期的正面效益。
五、結論
由於時代進步神速，科技日新月異，資訊一日千里，百業紛紛出籠，知識與日俱增，社會結構轉型，價值觀念驟變，人我距離疏遠，彼此心牆高築。加上功利主義日盛，倫理道德日衰，正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相形之下，古聖先賢提倡三綱五常與四維八德，亦即「克己復禮」更形重要。因此如何遵循恪守文化古禮，回復昔日傳統美德，實為一重要課題。宣講活動在歷史的演進上已可證明對於教化人心有一定之功效。臺灣社會重功利、輕道德所造成的動盪不安，若能透過宣講勸善的社會關懷活動，適時地深入民間社會，達到教化人心的工作，實有其必須存在的正面意義與價值。
忠孝節義為倫理道德之基本，然其四者連結關聯，彼此之間環環相扣，例如節操品格不佳之人，焉能顧全具足公忠、大孝或道義。然而欲使社會祥和樂利，必須先從本身開始做起，進而推己及人、向外延伸。正如《大學》所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然其八目係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四目為內修功夫，後三目為外治表現，而其中間修身一環，乃為串聯內修與外治的重要樞紐。倘若不從自身做起，反而要求別人做到，如此豈非捨本逐末、倒行逆施。宣講教化的活動其實也就是透過關公故事與忠義事蹟的敘述，強調修身養性、安身立命、行善積德的儒家觀念，再從儒家觀念衍生至民間信仰中教化人心的文化復興途徑。因此透過宣講活動的道德復振模式內斂其心、端正其意，而後修身養性，進而往外推展，正如《禮記‧大同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又如《孟子‧離婁下》所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相信必能發揮導化社會，並產生移風化俗之良效。
透過宗教信仰，追求幸福人生，仍然是現代人最需要的精神糧食。關公文化所表現之「忠」、「義」、「仁」、「禮」及其內涵之「三綱」、「五常」、「八德」均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尤其是在宗教神格化後的關公文化，其展現的精神，更可以產生教化人心、導正風俗的力量。由於信仰的虔誠，個人除可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更可擴大轉化為對國家的忠誠、對社會的熱忱，進而促使國家社會建立一種新的和諧安祥的秩序，進而激化出國富民強、社會安定的火花，這是有志踐履關公文化的知識分子應有的省思與行動。時值臺灣社會內部的道德倫理價值逐漸崩解之際，若能仿效歷史之演進，從「關帝忠義精神宣講團」的成立做為拋磚引玉的起點，讓宣講活動重現社會之各個階層；使人人都能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同理心精神，除了獨善其身之外，從而更能兼善天下。當然宣講活動之於當代社會之變遷，自然也必須轉型成符合新時代的詮釋方式，創造新的思維模式，方能獲得民眾的認同與信服。以此達到道德復興以及化導社會不良風氣之進程，以臻淨化人心，教化黎民的功效，相信大同世界之到來亦指日可待。
參考書目：
王安祈：〈明代的關公戲〉，收於《明代戲曲五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出版)
司馬遷：《史記三家注》(臺北：七略出版社，1985年9月)
李世偉：〈佛教與民俗文化的交會──以臺灣為研究場域之考察〉，收於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編《2006民俗暨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出版)
周慶華：《故事學》(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初版)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出版)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出版)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出版)
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出版)
劉守華：《故事學綱要》(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2版)
謝易真：《臺灣佛教宣講故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6月出版)
蘭特利奇等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1994年出版)
[2]《春秋繁露‧基義篇》：「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其中，綱就是支配的意思，前面的是支配者，後面的是被支配者。三綱皆取於陰陽之道，具體地說，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面；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制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參考漢‧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出版)，頁199~200。
[3]《禮緯‧含文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白虎通》：「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13] 關羽云:「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公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
[14] 「『懺悔還債』即在宣講關公的故事，內容述說關公在未皈依佛教時，對於被呂蒙斬了頭，心中充滿怨恨，之後在智者大師的開導下，發願修行，護持佛法，關公就成了佛教的護法菩薩，一般道場在大殿前供奉著兩尊護法，一是韋陀菩薩，一是關雲長，就是伽藍菩薩。」參考謝易真：《臺灣佛教宣講故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6月出版)，頁281。
[15] 「隨著佛教的影響深入民間，原本以『解脫得道』形象的佛菩薩，在信眾的崇奉過程中做了極大的改頭換面工程。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受信眾歡迎的佛菩薩，其民俗化的形象越強。……佛叫也不吝將民間廣信的神祇吸納為其神明系譜，著名者便是關公成為佛教的守護神──『伽藍護法』。」參考李世偉：〈佛教與民俗文化的交會──以臺灣為研究場域之考察〉，收於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編《2006民俗暨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出版)，頁7。
[16]「明傳奇中的關公神格有四類：真君、佛門護法、三界伏魔大帝與四大天將，神格的紛雜不一，正反映了民間信仰的駁雜；而此中關公的神職也包含了懲戒不忠、保護善良、斬除妖怪等。」參考王安祈：〈明代的關公戲〉，收於《明代戲曲五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出版)，頁160-164。
[17] 「概言之，『義氣』是一種交友之道，是社會倫理而不是封建道德，也不是家庭倫理。舉其顯著的具體特徵，是光明磊落，慷慨大度，既富於互助意識，又豐于仁俠精神，……對朋友則如手足，……對社會群眾，則急公好義，行俠疏財………」參考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出版)，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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