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030006）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2,2013.
摘要：关公文化所倡导的“忠、义、仁、智、信、勇”，不仅涵盖了东方儒家哲学所追求的道德理念，
也与缘自古罗马的西方哲学中的“好、善、美、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价值理念相交互。在关公文化演进
的过程中，统治阶层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核心价值体系，而
在重塑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当恢复民间记忆、修复传统文化的主要推动和执行者。
以政府为主导推崇关公文化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也有助于中国文化更好地被世
界主流文化所认可和借鉴，有助于中国文化重新崛起于世界舞台。
关键词：关公文化；政府行为；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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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试论关公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产业化架构”（2011041063-04）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惟有《三国演义》是有史据可查可依的。纵观中国近代史，《三国演义》无 疑担当起了“民族史诗”重任，它浓墨重彩传播的英雄形象——关羽也由此成为一个维系民族团结、国
家安定的文化内核，成为一种由民间风俗、民间造神上升为帝王以封谥形式大为推崇的信仰文化。 “《三国演义》为关羽的神话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最终完成了神话的过程。
以“忠、义、仁、智、信、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不仅涵盖了东方儒家哲学所追求的道德理念，也
与缘自古罗马的西方哲学中的“好、善、美、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价值理念相重叠。可以说关公文化与
西方文明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息息相通。超越宗教、国家、民族的普世价值，
使得关公文化在其传播史中，不仅起到融会三教九流的作用，也在历史上数次超越了民族鸿沟。“三教 尽皈依，仰陪明正直，心似日悬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①关公文化从青萍 之末直升殿堂之上，纵然有其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但也离不开历朝历代来自于官方的极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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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淑霞：《关公庙楹联试析》，《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一 民间记忆与官祭关公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信仰国家，除了世界三大宗教所顶礼膜拜的神以外，还有圣人、众多的民间神仙、甚 至是妖精为民众所崇敬信仰，这些民间神仙各司其职、各享其俸，在天间呼风唤雨、左右凡间。长期以来，民间杂神信仰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根深蒂固于民众的意识之中。只要是能给民众带来幸福和指
引的人，死后就有机会登仙入圣，为人们所信仰。从南北朝开始，民间就开始了对关羽的神化加工，而
统治阶级层面的关公神话工程却推后了850年。关公由人而神，不能不说是统治阶层听从民意的一个善举，当然这样的善举也为统治阶级自身带来了益处。
与众神相比，关羽可谓是后起之秀，直到隋朝才有了关公显灵记录；到宋朝关羽才进入了统治阶级的封神名册；到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关羽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 帝君”，正式成为与“文圣人”孔子相对应的“武圣人”。然而后来者居上，关羽不仅得到了官方和民众 的广泛认可，而且成为司职最多的一个神仙，在客串佛教、道教护法的同时，还司战争、财富、降雨、升学、公道正义、辟邪镇魔、生育送子等职，旧时的银钱业、典当业、理发业、描金业、皮箱皮革业、烟酒业、香烛业、成衣业、酱园业、屠宰业、糕点业、军人、武师、命相家等等均把关公当成他们的祖师爷奉祀。 “万能神”关羽在短短的200间荣登中华民族信徒最多的神癨序列。
民间记忆最原始的载体是民间传说，这种以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文化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民
族的整体记忆。关公信仰也不例外，在民间传说中，关羽远不是史料中记载的“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①，而是一个连出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下凡天仙，是一位主持正义、锄暴安良、忠君报国、英勇善战的大英雄，是一位由人及神又护佑众生发财生子的财神、镇宅神和保护神。自关羽战死沙场后，历朝不断完善和增加的关公传说深深地扎根于民间记忆，成为关公文化的广泛传播
和不断升级根本源泉。
如果说民间记忆通过生动而细致的民间传说，不断复制和传播着关羽善良正直、见义勇为、注重感
情、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帝王封祀则突显出了关公文化的核心理念，并通过最高级别的祭典为其推广
和复制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和制度保障。“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②关公第 一次跻身国家级祭祀的行列是在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唐高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建武成王庙， 甄选出64位列代名将从祀，关羽排第14位。作为姜子牙的陪祀，关羽站到宋代，却被开国皇帝赵匡胤 抄了鱿鱼，重返民间。这次重返不仅没有减少关羽的粉丝，反而使他收获了普遍的同情，民间的造神呼
声更加高潮。
宋徽宗赵佶继位后，顺从民意，在短短的21年间，四度追封关羽，完成了关羽由侯升公、由公进君、 再由君称王的火箭般三级跳，关羽不同于凡人之处就此得到了官方的确认，这对关公地位的确立和“关公信俗”的盛行起到了后世难以匹敌的作用。明代关羽先是代替姜子牙登上了武庙祭神的主位，后由王进帝，成为伏魔三界的圣君，按理说应该算是达到了人神的终极地位，然而历史却没有停留在人类理性的判断中。清朝对关羽的封赐达到了更加登峰造极的境界，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加封关羽为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这一封号长达26字，可谓穷尽赞 誉之词。明万历年间，在关公受封圣人之际，关夫人、关公的长子和次子、部将周仓、陆秀夫和张世杰分别受
封为后、王和公相。清世宗年间，关公祖辈三代受封为公，关公后裔受封为世袭五经博士，世代享受皇
家俸禄；清文宗年间，关公祖辈三代加封为王。关氏家族至此完成了由平民到贵族的进化，在中国历史
上，只有圣人孔丘的家族享有此殊荣。历朝历代对关羽及关氏家庭的不断封赐，不仅反应了其顺从民
间习俗之良好一面，也反应出其利用民间信仰强化其统治的功利一面，毕竟关公文化的核心之首“忠” 是任何统治者都希望看到的，忠君、忠国、忠家都是政权稳定的基石。与关公封赐紧密相关的是官祭大典，祭祀是中华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过对祖先和神仙的
祭拜，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相传。明清以来，关帝祭祀被升格为国家祭祀。自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1008—1016年）开始，关羽被官方祭祀，真宗皇帝派官员到当阳玉泉寺祭祀关羽，但没形成定制，祭祀也不规范。明代出于对大一统政局的渴望和追求，将关羽从“从祀”上升到“专祀”，祭典也日益隆重。 每年的四季之初、岁暮除夕和五月十三日，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寺官员前往关庙祭祀关帝，祭
拜的礼品也有严格定数，不得违反规制。清代后期，祭祀关帝的典礼达到极盛。咸丰三年（1853年）将 关帝正式列为“中祀”，祭祀要行三跪九叩首礼，“乐六奏，舞八侑，如帝王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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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寿：《三国志》http://wenku.baidu.com/view/e5fa9ee9172ded630blcb63a.html。
②［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页。
用传播学和产业眼光看待民间信俗和官方封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民间记忆为官祭关公文 化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发展空间，二是官方封赐为官祭关公文化提供有利的制度和物质保障。正
是基于历代不断高涨的封赐，才有了在全国各地广建关帝庙宇的实际需要，才有了影响更多民众的、与
历代封赐相适应的官祭大典，才有了关公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以关帝庙为载体的官方祭祀不仅传播了
关公文化，也为关公文化衍生产品和关公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与佛教的庙宇、道教的道
观、基督教的教堂一样，关帝庙同样承载着接受信民朝圣、承担民众教化和心理安慰的社会责任。历朝
历代，特别是到了清朝，广建关帝庙不仅起到统一民众信仰、化解民族矛盾、完善社会管理的作用，关帝
庙的关公祭祀活动还促进和强化了全社会的关公崇拜现象，起到了安抚民间疾苦，树立民间榜样、借民
间信仰达到帝王长治久安的统治作用。
二 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关公文化是作为一种文化回流现象逐步走进当代国人视野中的。有着广泛民间基础的关公信俗全面复苏，成为发轫于基层的一股新兴的草根信仰力量。有学者认为：“关公信仰 的复兴不是一种简单的复旧现象，而是在传统民俗信仰与当代改革开放中民众的社会心理相碰撞、相 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①也就是说伴随着关公信俗的复苏和更多的民众重新 开始信仰关公，关公文化现实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 历史往往会在某一个时点，突然转弯，看似与社会主义主旋律所倡导的思想体系毫不相干的关公
信俗，在短时间内就已复兴于大江南北，并不是历史在开玩笑，而是与社会变革、体制创新、国门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等等政治、社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宽松的政
治氛围，使长期被“极左”力量压制的民间记忆得以井喷似复发。民俗如血液，流经民族的各个历史阶 段，将民族的特征和文化复制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如上所述，关公信俗是产生于本土人物，集中华民
族集体美德于一身，历经数个不同王朝推崇和强化复制的，登峰造极的民间记忆。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更多地注重经济建设，导致民间信仰的缺失，成为多神崇拜传统全面复
苏的诱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虽然实现了前人百年所期盼工业强国之梦，却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放松了核心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建设。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带来了全民道德下降，全行业以次充好、以
伪乱真，民众生活安全感丧失，社会黑暗面日见增多等现象。面对种种通过个体能力无法解决的负面
现象，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阶层只能从宗教中寻求解脱和庇护，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文化给各
路神仙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一宇数教并崇、一庙数神并列，全都香火鼎盛，生机盎然。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所倡导的共同富裕，为关公官复财神之职提供了温床。关羽因
主持公道、会理财和保佑商人而被民间推举为财神。近代不断增多华人移民和华裔迁徙又把关公带往
了世界各地，使得关公成为传播受众最广之财神，广受海外华商祭拜。改革开放后，华人返乡祭祖、华商回流做生意，又把关公这一“流亡”海外多年的财神带回了中国，使得关公顺利恢复财神原职，司管财富，遍享人间香火。在探究关公文化复兴的三个主要原因后，不难看出，关公不单是民间记忆的暂时或长久恢复，也不单是众神信仰中的一个普通角色或独立一员，而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致富梦想息息相关的现实诉求
和心灵寄托。关公文化不单是某一群体的小众文化，也不单单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是有着深厚受众基础，传播面波及甚广的优秀民族文化。“关公文化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和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不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形态所限定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②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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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旭涛：《新时期关公信仰复兴的原因探析》，《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②刘志军：《论关公文化的现代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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